作者：向丁

三国时期，蜀汉名将关羽就以忠义勇武著称。史书《三国志》记述关羽匹马刺颜良：“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於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围。”记述关羽刮骨疗毒：“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左臂，后创虽愈，每至阴雨，骨常疼痛，医曰：“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医劈之。时羽適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於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

   《三国志》作者陈寿评“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程昱、郭嘉、傅干称关羽“万人之敌”、“勇而有义”，周瑜称关羽“熊虎之将”，刘晔称关羽“勇冠三军”。

 史书记载，关羽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之后，“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

    清代史学家、文学家赵翼在其所著《廿二史札记》就说“汉以后称勇者必推关张”。赵翼还列举了史书以关张自比或类比的事例，诸如：晋刘遐每击贼，陷坚摧锋，冀方比之关羽、张飞。（晋书遐传）宋檀道济有勇力，时以比关羽、张飞。（宋书道济传）崔延伯讨莫折念生，既胜，萧宝寅曰“崔公，古之关张也。”（魏书延伯传）等。赵翼评道：“可见二公之名，不惟同时之人望而畏之，身后数百年，亦无人不震而惊之。威声所垂，至今不朽，天生神勇，固不虚也！”

   关羽死后，关羽的人格魅力及影响力丝毫不减。据历代续修的《当阳县志》载，关羽下葬后，荆州民间年年为关羽扫祭，所谓“邦人墓祭，岁以为常。”

南北朝时期，关羽成为江陵城守护地方安宁的“城隍神”，《北齐书▪慕容俨传》记载：“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号城隍神，公私每有祈祷。于是顺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请，冀获冥佑。”

    关羽时常显灵助战、大破敌军的神异事迹，被唐代董侹在《荆南节度使江陵尹裴公重修玉泉关庙记》中记载下来：“昔陆法和假神以虞任约，梁宣帝资神以拒王琳，聆其故实，安可诬也。”这是关公显灵助战的最早的碑文记载。

    董侹是中唐文坛的常德名士，与诗圣杜甫等都有诗文唱和。杜甫就曾写有《别董侹》的五言古诗。刘禹锡是董侹的好朋友。董侹以疾过世后，刘禹锡在为其所撰的《墓志》中称他“道愈富而室愈贫，志甚修介知甚寡”，表明了作者对他的道德学问的赞赏。

    北宋时期，面对辽兵、金兵的进犯，北宋朝廷急需一位忠勇的军人榜样作为军神以激励将士勇猛作战。宋徽宗认为关羽的“忠勇义气”，可以激励士气和民心。宋孝宗敕曰：“生立大节，与天地以并传；没为神明，亘古今而不朽。”在宋王朝的褒崇下，关羽成为既能以忠勇义烈对抗金兵，又能以忠义气节相号召的人间楷模，同时又是求雨祈晴、拯救生灵劫难护国佑民之神。宋徽宗曾连续三次追封关公，最后一次的封号是义勇武安王。

    北宋元丰三年（1080）的山西沁县的关庙碑刻，记录着威胜军一旅参与抵抗交趾时受到关羽率阴兵护佑的情景，并追溯到狄青平定侬智高时的情形。这是依托佛教战神毗沙门天王的神话传说转化而成的。由此关羽取代唐朝军队崇拜毗沙门天王的传统成为中国军队的“军神”。

    宋朝大中祥符七年，解州盐池发生灾变，水不生盐。解州是关羽的故乡，宋代解池盐池的盐业收入一度占到朝廷年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其收入对于对抗西北的西夏和北方的辽国的军需开支都至关重要，宋朝廷对此也极为重视。宋真宗遣使至解州城隆庙祈祷，梦中得知是蚩尤作怪，遂派人诏龙虎山道士张继先张天师收伏蚩尤。张天师祈请关羽显圣，关羽领阴兵阴将，在盐池与蚩尤大战七日，斩杀蚩尤，使盐池水复生盐。崇宁三年（1104），朝廷封赠“崇宁真君”。

     蚩尤本是中国远古神话中的战神，《鱼龙河图》说，黄帝在降伏蚩尤后，使之制八方，甚至在蚩尤死后，天下纷扰时，用其像也能“八方万邦皆为殄服”。秦代，蚩尤以“兵主”神位享受祭祀，其地位颇为显赫；汉高祖刘邦初起时，“祠蚩尤，衅旗鼓”，等到他四年后平定天下，又“令祝官立蚩尤祠于长安”。

     但到了宋代，关羽显灵助战的传说越来越广。“哲宗绍圣二年五月，赐额‘显烈’；徽宗崇宁元年十二月，封武惠公，大观二年，进封武安王。”武安王名号的加封，显示了对关羽义烈勇武精神的推崇。

与蚩尤相比，英武善战又讲求忠义、侠义心肠、护国佑民的关羽更易受处在战争劣势的宋朝人所喜爱。宋人郑咸在《元祐重修庙记》中说：“然皆谓侯英武善战，为万人敌耳，此不足以知侯也。……苟不明忠节大义，孰肯抗强助弱，去安而即威者？”

     成书于宋元年间的《大宋宣和遗事》元集，是目前最早记述这个故事的，被视为《水浒传》祖本。元杂剧《关云长大破蚩尤》的出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关羽来取代蚩尤，使关羽名正言顺地成为新一代的战神。

     元至正十三年（1353）颁发“关庙诏”封关羽为“齐天护国大将军、检校尚书、守管淮南节度使，兼山东、河北四门关招讨使，兼提调诸宫神刹、无分地处检校官、中书门下平章政事、开府仪同三司、驾前都统军、无佞侯、壮穆义勇武安英济王、护国崇宁真君。”

     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敕封关公“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自是相沿有关帝之称”。

     明清时期，全国各地大建关庙，供奉“军神”“战神”关公，关公也常显圣助战，大显神威来克敌制胜、护国保民。以建立关庙作为一方保障，大小武臣，非关公的忠勇而不能威示；远近属国，非关公的威灵无以震慑。关公也成为与文圣孔子齐肩的中华武圣，对关公的崇拜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此为后话。

随着宋朝廷对关羽忠勇义烈、精忠大节的推崇，民间的关公信仰也日趋炙热。

    北宋时期，理学大放光彩。理学建立后，依傍《春秋》阐发义理，宋儒将理学思潮融入《春秋》经解，使儒家的价值理念赋予了历史的鲜活生命力。南宋儒家理学大师朱熹奉蜀汉为正统，而《三国志》明确记载关羽好《春秋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关羽熟读左传春秋，又忠勇义节、志存汉室，兵败之际英勇不屈，大义归天的伟岸形象，自然而然成为宋儒理学及朱熹等人标立的英雄楷模。

    宋儒承袭朱熹之论，宋代碑记中不仅推崇关羽的忠烈神武，还首先将关羽生平概括为“义”，即所谓：“此岂不知义者之所能为乎？孟子曰：‘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神之义勇，充塞宇宙，今至亦有生气，遂使鲸浸之南，龙朔之北，旃卉之俗，咸知敬事云长，天马恍惚见之，此岂区区祸福而能若是耶。”

    这种观念，后来亦为清人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中以关羽为“义绝”所本。

    从宋朝开始，在需要提倡忠勇节义的地方，关公都起到英雄榜样的示范作用。因为关公曾经担任马弓手，如同现在的机动警察，而成为警察、典狱行业膜拜的祖师爷。这就是关公为何又被称为“世界警察之父”的缘由。除了衙门狱吏，武馆、镖局、驼帮、商帮等，都是极需团结和尚武的行当，都纷纷效仿奉关羽为本行业的祖师爷。所以从宋朝开始，忠义武勇的关羽成了全部武行及商帮的祖师爷。

    古时有几种人需要在土地上自由流动：如军人是为了卫戍土地的需要，读书人是为了博取功名的需要，商人则是为了商品交换的需要。最早的商人据说是商朝遗民为了维持生计，在土地上东奔西跑，进行商品交换，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固定职业，这就是商人。

    商人有行商与坐商之分。但在当时物资匮乏、交通工具落后的年代了。商品的交换、商贸的发展，主要是由行商实现的。张骞通西域之后，陆上丝绸之路开通，路线是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出玉门关或阳关、再经过今天的新疆进入中亚和西亚。汉武帝之后，还开辟了与南海诸国及印度半岛等地交往的水上交通线，从事经常性的贸易往来，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两条丝绸之路的开通，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

    隋唐时期，由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手工业的进步，特别是隋朝时开凿的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促进了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隋唐时期商业发达的城市，除黄河流域的长安、洛阳外，长江流域的扬州、益州也成为繁荣的商业城市。商贸繁荣，货物山积，商贾云集。

    由于商人长途跋涉、低买高卖、远走他方的商贸特性，使得商业始终是份高风险的行业。商人不仅需要经营的头脑，也需要人身安全的保护，需要自行组成一种组织系统进行武装护送，或者雇佣镖师护送。有些是以同乡关系结成帮的，如山东帮、山西帮、川帮、陕帮、徽州帮等。有些是因所贩运的货物种类结成的，如盐帮、粮食帮。也有因运输工具而结的，如车帮、马帮、船帮。

    关羽的忠勇义烈，威灵赫赫的战神形象给了商人们极大的勇气和信心，关羽也因此成为商帮的保护神。尤其唐朝安史之乱以后，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关中水利受到严重的破坏，关中粮食供应不足。唐王朝的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上上下下都依靠着江南运送来的粮食，所以全国有数百万人投入到了江河运输业组成了漕帮。漕帮是当时官方贸易和私人买卖需要数量最庞大的运输队伍。

    漕帮将负责漕运的船家组织到一起，漕帮信奉关羽的义烈神勇、显圣护民，也极力推崇关羽的忠诚义气，于是就形成了类似现代的商会性质。宋元时期，大运河上最早出现的商旅护佑神祠——关尉神祠，就出现在徐州的吕梁洪上。据嘉靖《徐州府志》记载元代皇庆年间翰林学士赵孟頫所撰《关尉神祠碑记》云：

“庙成，奉牲酒者争门而入，拜于轩陛之间者，至不能容。人之精神萃聚于此，又挟山川之气以自壮，故祷焉辄应，每事必祝其灵赫。然享祀之至，愈久而愈盛。于此见忠义之士，虽千载遗烈，犹不泯也，岂不伟哉！”

 这也是整个大运河漕运及后世所称“江湖社会”祭祀关公最早的祠庙。

     明朝初期，为防御蒙古侵扰，明统治者在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一线，先后设置了九个军事要镇，并在此一线陈兵十万，秣马三四十万。由于军事的需要，山西北部形成了一个高额消费区。于是，山西的商人、地不足耕的和破产的农民，蜂拥而至，为戍边将士操起贩运各种生活必需品的生意。为解决军粮，洪武三年（1370）颁行的“开中法”、弘治五年（1492）颁行的“开中折道”制，更加刺激了为数众多的山西人走上了商路。这样，山西在明代便涌现出了一批靠贩粮贩盐发家致富的大商贾。随着资本的日益雄厚，其经营范围也逐步扩大，贩卖丝绸、铁器、茶叶、棉花、木材等，上至百货，下至葱蒜，无所不包。他们把购自全国各地的货物集中，然后再行销全国各地。

    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也应运而生。最初为当铺，以后又有印局、帐局、钱庄。到清代乾隆年间，晋商开始兴办金融机构票号，经营存款、放贷、汇兑，也可以为官府代理钱粮。经过长期的经营和积累，晋商的财力不断壮大，到清代时，资产达百十万者不可胜数，晋商首富亢氏的资产多达数千万两。

    明清两代是晋商的鼎盛时期，晋商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在中国商界称雄达500年之久。

    晋商们因为游走天下，闯荡江湖，需要彼此照应，共同面对困难，因此就经常仿照关公桃园结义，结成异性兄弟联盟，并将关公忠义诚信的美德广为流传，形成了“以义取利”的晋商精神。富甲天下的晋商把关公作为出门在外的保护神，在晋商足迹遍布全国的山陕会馆和山西会馆的建筑关庙，希望关公能够保佑他们平安，彰显晋商的关公文化精神，提升忠义诚信的商业品牌价值。

    因为晋商在商业上的成功，其他各地生意人也纷纷效仿，人们就越来越相信，关公不仅是一位能够保护平安的战神，而且也一位能够保佑财源广进的财神。

    直到今天，关公作为武财神的地位已经非常巩固了，战神与财神的形象已经融为一体，光芒万丈，独耀一方，威风凛凛。所有的关公信仰者都认为，关公代表了诚信的昭示与承诺，代表了忠心义气、相互扶持，代表了商业道德和商业伦理的最高准则。在关公身上折射出的忠义诚信等文化精神迎合了商家及企业所需，成为他们向世人彰显商业道德的一面镜子。只有讲诚信讲义气讲品格，将人际关系，及商业道德伦理的关系处理好，就能得到财富。

    信仰关公的商人主张以义取利、义内生财，关公作为武财神形象其实体现了商业伦理秩序和商业道德品质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