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学文化的快速普及,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不再迷信。人们不再相信天宇里有着主宰人们命运的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以及众多神灵。在电视机前收看天气预报的人们,没有人会想到雷公电母；在摆满现代化炊具的厨房,没有人还会记得灶君火神。关帝庙里,却依然香火繁盛。然而,在关公神像前祭拜的人们,在庄严殿堂里瞻仰的人们,在松柏蓊郁、气氛肃穆的庙宇庭院内流连的人们,真的完全相信关公“司命禄、佑科举、治病除灾、驱邪避恶、巡查冥司、招财进宝、保护商贾……”吗?那些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各种祭拜大典、纪念活动、全国研讨会、国际文化节,那些高规格的党政官员宣读祭文、致辞讲话,也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吗?

大多数人不会是肯定的回答。

现在,我们为什么还要敬奉关公?显然,这是需要新的解释的。

世界上不存在没有原因的结果。关公信仰至今方兴未艾,当然有其深刻的原因,但不会完全是迷信的原因。

现代社会的人们还在敬奉关公,是由于真实的关公,而不是迷信的关公。

我们需要认识真实的关公

关公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但我们熟悉的关公却不一定真实。关公的个人资讯,只有他的籍贯——解州,以及他的胡子很长很美观是最可靠的。他的红脸凤目,他的青龙刀赤兔马,他的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出五关斩六将、古城壕斩蔡阳,还有诛文丑、斩车胄等,可以说都不是真实的,而是文学艺术的虚构。要是这样,关公还成其为关公吗?

在史册记载,以及历代史家和论者对关公的评价中,有很多是负面的。陈寿《三国志·关羽传》就说关羽“刚而自矜”；现代史家吕思勉、台湾人文大师柏杨,都在他们的历史著作中评价关公骄傲自负、目中无人、破坏联盟、轻敌大意,以致兵败身死,失了荆州,造成了扶汉抗曹事业不可挽回的损失。而当前一些社科院、历史系的专家教授,对关公的评语已经近乎谩骂,更不要说那些在网络上言论放任、用语轻佻的“愤青”们的“抹黑”、“恶搞”了。

当然关公的信众还是为数不少,但他们津津乐道的仍然是关公显灵显圣、护佑平安、保佑发财。这样的迷信意识越来越不会让50岁以下(甚至60岁以下)、初中文化以上的群体认同,而这样的人群,在社会人口中的比例会越来越大。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不了解真实的关公。

我们无比信仰和崇敬的关公,难道是虚构的、负面的、迷信的关公?这成了关公信仰的一大难题。 <BR>  我们运城文化界,有责任破解这一难题。只要剔除艺术的虚构,辨析史册的曲解,厘清神化和迷信,我们就能够全面认识、深入了解真实的关公。

从尘封的史册里仔细扒搜钩沉,我们会知道关公不是因为那些虚构的“英雄事迹”成其为关公的。关公在东汉末年那场波澜壮阔的忠诚与野心、正义与邪恶、仁爱与残暴的混战中,发挥了自己不可替代的作用。

曹操南征荆州,刘备率领部属和十万百姓仓皇奔逃,虽然有张飞喝断当阳桥、赵云大战长坂坡,但都无法抵挡曹操的精锐轻骑,无法避免要遭遇灭顶之灾。在刘备集团高层干部(包括诸葛亮)和家属(包括后来的后主刘禅)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是关羽带领水军部队及时接应,抵挡了气势汹汹的追兵,保全了骨干力量,关键时刻挽救了“革命”。否则,刘备和诸葛亮都会牺牲在乱军之中。他们在黑暗中摸索了二十多年才刚刚明晰起来的政治军事路线“隆中战略”,还未来得及实施就会完全断送。抗曹力量会受到巨大损失,扶汉大业和三国历史也会在正式展开前就戛然而止。关公的这一功勋,贡献是巨大的,意义是战略性的。

同年冬,孙刘联军赤壁鏖兵,火烧战船,大破曹军。曹操狼狈逃窜,但没有忘记留下第一勇将曹仁驻守江陵,作为日后复仇和进攻江南的桥头堡。对于孙刘联军来说,攻不下江陵,就不能说赤壁之战取得最后胜利,当然就要奋力争夺。周瑜、刘备率主力部队攻打江陵,曹操大本营不断派出精锐部队增援救应,其中李通部队是最大的威胁。孙刘联军就要派出最强有力的将领阻击。承担这个艰巨任务的正是关公。李通是曹营仅次于“五大将”(张辽、乐进、于禁、张郃、徐晃)的著名战将,排名在典韦、许褚之前。李通“勇冠诸将”,“下马拔鹿角入围,且战且前”,不断清除关公部队的防御工事。关公独撑危局,进行顽强阻击,拼死抵挡,决不让敌军前进一步,迫使李通又急又累,病死军中。曹仁得不到救兵增援,最后只好放弃江陵,撤兵逃走。曹操固守江陵的战略图谋没有得逞,曹操势力再也未能向南延伸。是关公的英勇阻击保证了孙刘联军夺取江陵,才取得了赤壁之战的完全胜利。

三年之后,建安十六年(211年),已经拥有荆州广大地盘的刘备集团开始了新的战略扩展,刘备自己率领部队入川进取益州,关公与诸葛亮等一起镇守根据地。这时候曹操乘刘备离开,欲报赤壁大败之仇,派兵分两路南侵。领兵侵犯孙刘联军西北防线的是曹营大将乐进。乐进在曹营“五大将”中排名第二,骁勇果敢,武艺高强。孙权惧怕西北防线有失,殃及自己的领地,急忙致信远在益州前线的刘备,请他返回解救,刘备也只好搁置益州战事准备返军荆州。要是真的这样,刘备的战略发展就要受到巨大损失,以后再西进益州,就没有这样好的机会,就不能这样师出有名了。这时候,张飞、赵云都在西南要塞驻防,只有关公独撑战局,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他在前线阻击南侵的曹兵,与乐进相拒于青泥(今湖北安陆)。乐进骁勇善战,很不好对付,但关公据守阵地,英勇抵抗,阻拦了曹兵的南下攻势,化解了那场危机。刘备因此就没有被迫撤军,坚持在益州前线与刘璋周旋,保证了攻略益州的战略行动。进取益州是“隆中战略”的重大步骤,是刘备事业的根本保证,关公的浴血奋战是对扶汉抗曹阵营的巨大贡献。

而这些,都还不是关公的最高军事成就。他的最高军事成就,是在担任荆州方面军的统帅之后。自从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刘备集团拥有了荆州根据地,开始主动实施“占据荆、益,两路北伐”的战略计划,关公就开始发挥独当一面的军事统帅的重要作用。刘备统军进兵益州,留诸葛亮、关公、张飞、赵云一起驻守荆州。诸葛亮毕竟是文职,武装斗争当然得靠关公。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在益州前线牺牲了军师庞统,面临巨大困境,只好命诸葛亮、张飞、赵云增援益州前线。镇守本集团赖以生存、发展的基业,一个军事集团必须拥有的根据地——荆州广袤的土地,责任就由关公一人承担。这以后,面对着两个军事集团的巨大压力,面对曹操的虎视眈眈和孙权的暗中觊觎,关公凭着自己高度的责任感和军事声威,五六年的时间中,荆州稳如泰山、坚如磐石。关公起到了刘备攻略益州军事大后方的重要作用,对前线的后勤保障、军事支持、心理支撑的重要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何况,关公还为日后的北伐战争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广积粮草、补充军械、打造战船、操练兵士,还对荆州的城防工事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新筑造了江陵外城和报警烽火台。不论驻守荆州还是日后主动北伐,关公都作好了充分的军事准备。可以说,他们的“革命”事业,刘备和其余高级将领承担了一半,关公独自承担了一半。

这还不算关公北伐襄樊、水淹七军、俘于禁、斩庞德威镇华夏的巨大军事成就,这是大家都十分熟悉的了。

剔除了那些文学艺术的虚构,关公仍然是,才真正是一位英勇的将军、一位优秀的统帅。

这才是真实的关公。

纠偏辨诬,还原和重塑关公崇高形象

关公被后世史家和论者所诟病,主要是“刚而自矜”和“大意失荆州”。

虽然这些在过去并不影响人们对关公的崇拜,但是,正由于这些沿袭已久的负面评价,使关公现在遭遇全面否定,遭遇抹黑和恶搞。关公的“被缺点”,影响到对这一位历史人物的公正、全面的评价,影响到关公信仰的根本和基础,影响到关公精神这一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的继承发扬,我们有责任对那些负面评价进行理性分析,实事求是地进行纠偏辨诬,还原关公的本来面目和正面形象。

好在陈寿《关羽传》里对关公的评价不是大批判那样只扣帽子不讲事实,他说关公“刚而自矜”,有两件具体事件作依据:一是“欲入川与马超比武”,二是“不与黄忠为伍”,意思是目中无人、自视过高,压制打击同志。这两件事情都有事实根据,也众所周知,但还可以具体分析,还都有更为合理、更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解释。

第一件事,是刚刚投入本阵营的马超居功自傲、目空一切,甚至见到刘备也态度轻慢,称呼“玄德兄”!他年龄比刘备小十六岁,他父亲和刘备都是当年董承奉召讨贼地下组织的盟友,应该是晚辈。马超是将门之后,英勇善战,父亲死后继任西北军司令时,才三十五岁,他率领西凉部队为父亲报仇,杀得曹操“割须弃袍”。夺取益州,马超的临阵加盟也是个关键因素。这种出身、经历和背景,加上攻取益州建立了大功,马超就倨傲、轻狂、优越感膨胀起来。这个愣头青尾巴翘到天上了,要影响人际关系,要影响今后的工作。这当然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刘备是集团领袖,做人处事一直宽仁厚德、谦和忍让,而且成都初定,刘备需要树立权威又不能不持宽容大度的态度。真的一本正经地告诫一番,会伤了马超的面子,影响积极性。诸葛亮也不好管,将相关系不好处,他们以后还要密切合作经常打仗呢,不能产生一点芥蒂。张飞呢,性子急躁,做不来这样的事。赵云官衔更低,也就更不合适了。论资格,论武艺,论声望,论职务,论年龄,只有关羽最适合做这样的工作。虽然远镇荆州,相隔千里,但关公要主动为刘备分忧。于是,关公就给诸葛亮写信,表示要入川和马超比试比试武艺。对诸葛亮来说,这封信来得太是时候了。要压压马超的傲气,让他知道自己的准确定位和斤两,平时不好作评议,而借着给关公复信,给予关公“绝伦逸群”的至高评价,侧面告诫马超,你在这里并不是“老子天下第一”,我们还有功劳更大、威望更高的“老一辈革命家”呢!关公看了回信,十分高兴,是高兴诸葛亮与自己的心照不宣与密切配合,让马超知道大家对他的不便公开的适当评价,提醒或者说敲打一下马超。这一次关公和诸葛亮的书信往来,很可能是两人共同设计的双簧戏。马超是年轻一辈,武艺超群,对蜀汉事业意义重大,以后将与诸葛亮成为最好的文武搭档,一个为相,一个为将,将是蜀汉第二代的栋梁之臣。这样关乎蜀汉事业的大问题,关乎蜀汉事业后继有人前途命运的大问题,马超的优越感和傲气就必须妥善解决。关公和诸葛亮互相配合,不露声色地解决了这个难抓的刺猬,谈笑间皆大欢喜。后来马超终于“乖”了,不仅不再叫“玄德兄”,也开始处事低调、谦虚谨慎了。他后来的地位一直很高,刘备称汉中王后,他晋封左将军,与关羽、张飞一样享受“假节”的待遇,一直是蜀汉重要将领,功劳卓著。

第二件事,刘备取得汉中,进位汉中王,大封元勋,拜关公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黄忠为后将军,为四大元帅。没想到关公很不高兴,不满意黄忠也被封为元帅职衔——不愿和黄忠为伍。黄忠是刘备入川的主要将领,阵前杀了曹军统帅夏侯渊,立了大功,对于汉中战役胜利起到关键作用,关羽不会不明白。封黄忠为后将军,当然是刘备作出的决定。刘备的决定,关羽本来是不会反对的。但是,这一次为什么关公表现出这样强烈的过激反应呢?只要对刘备集团重要人员和奋斗历程有所了解,这时候就不能不想到一个人——赵云。赵云是刘备集团早期入伍的将军,是刘备仅次于关、张的亲密战友。赵云的忠诚、勇敢、资历和贡献,应该说和关、张不相上下。但是,刘备论功行赏,封四大元帅,赵云没有得到这样的殊荣。以刘备的重仁义、重情谊的一贯作风,与赵云同甘苦共患难几十年,到了事业成功大赏功臣的时候,怎么能忘了赵云呢?这当然是有其深刻政治原因的。刘备当上汉中王,封官授衔就必须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汉朝军事将领的职衔,最高为大将军,其次为车骑将军、骠骑将军,再其次就是前将军、右将军、左将军、后将军,就是军队统帅,统领方面部队。刘备的汉中王,没有权力分封大将军、车骑将军和骠骑将军,前、右、左、后将军就是他属下的最高军事职衔了。这时候刘备集团主要由三方面的人员组成。一是原有的老班底——关、张、赵等,可称“涿徐集团”；二是“荆州集团”,诸葛亮、庞统、黄忠、马良等人是骨干；第三就是“益州集团”,人数众多,法正、黄权、刘巴、李严、董和、许靖、孟达和新加入的马超为代表人物。为军事统帅授衔,事关政权军权根本,嫡系关公和张飞不能不居最高位置；但如果再封赵云,“涿徐集团”的分量就显太重,而“荆州集团”和“益州集团”就会遗漏一个了。马超和黄忠不论哪一个遗漏了,都会丢掉一个方面。不封赵云,马超和黄忠两个就都可以晋封元帅,就代表了两个军事集团。这样,四大元帅就涵盖了三个方面,团结面就大了,政治和军事的稳定性就大大增强了。这样,赵云就不可避免地要吃点亏了。赵云即使能够理解刘备的政治意图,表现了完全服从组织安排的政治觉悟,可是,他的心里就没有一点点委屈感吗?就不需要一些安慰和理解吗?赵云是蜀汉的重要柱石,他的心情和感受,是不能不顾及的。

不论是刘备还是别的人,该怎样安慰赵云呢?能够做这种思想政治工作的人,还能是谁呢?只有关公,只能是关公。作为资望和声威最高的军中元老,作为赵云的生死战友,只有关公说话才有影响和分量。关公身负重任,不可能去成都与赵云促膝谈心,也不可能写个正式文件向成都报告。他也不能因为安慰赵云就说刘备处置不公,不能说赵云应该怎样而另外的谁不应该怎样。他只有以一种特殊的方法表达意见。于是,在自己受封前将军的时候,面对成都的使者,关羽用自己非正常的方法说话了。他只能拿黄忠这个超龄干部说话,只能这样发一通政治脾气。他并不是要求改变既定的事实,只是要让赵云知道大家心里的公正评价,以抚平他可以理解的心理波澜,同时让所有的同僚们更加理解刘备和赵云的大局意识。赵云与关羽荆州一别已经五六年,在他们的有生之年里,再也没能够会面。在遥远的益州,赵云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关公的理解与安慰,感受到生死战友的温暖和情谊。我们稍加体会,关羽的良苦用心就是不难理解的。所以,在宣布任命的官员进行一番劝说,关公很快醒悟,接受了意见,也接受了任命。可见关公并不是一个骄傲自负、刚愎自用、听不进意见的人。只要有道理,只要事关大局,他就会虚心地接受意见。

可惜,历来史家论者,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由于这两件事,关公“刚而自矜”的形象跃然史册,关公被描述为一个骄傲自负、不团结同志的人。他们都曲解了关公。

当然,史家评价关公“刚而自矜”也不是没有一点根据。比如说“刚”,可能就很准确。“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三国志》),是说他关怀部属和士兵,仁爱民众,善待百姓,特别是弱势群体,但对那些自命不凡的纨绔子弟、清高颟顸的竖儒庸官,就矜持自重,不太客气。性格刚烈,不能说是缺点,更不能说是过失。刚烈的反面是懦弱,关公要是懦弱,那就不是关公了。但要说自矜就是骄傲,就是不团结人,就是压制打击和排斥同志,则是历史的误解,或是论者的偏见了。

“大意失荆州”也是关公长期背负的政治包袱。荆州是在关公北伐曹魏战役中失去的,但却不是由于关公的大意。关公的北伐战役先胜后败,除了力量对比处于弱势的根本原因,还有很多复杂因素。如果说真的有所大意,那是刘备最高统帅部的大意。首先,发动这场战役的时机很不成熟。诸葛亮隆中对策设想进行北伐的前提是:天下有变,而这时候曹操方面并没有什么变故。汉中失利,死了一个夏侯渊,对拥有九州之地、猛将如云的曹操集团,算不上什么大损失。而刘备五月攻下汉中,六月回军成都,七月大封功臣并立即派人赶赴荆州宣布任命,他们连和关公商讨一次战略战术的机会都没有,也没有给关公增加兵力,配备干部,就要关公立即进兵襄樊,实在是太匆忙了。不打无准备之仗,这样大的一场战役,准备工作是太仓促了。同时,对当时敌我友三方面的政治态势和外交状况,也缺乏认真考量:虽然和东吴方面平分了荆州,但对东吴仍然存在的领土野心完全丧失警惕,对曹魏和东吴可能进行暗中勾结完全没有预见。对一个集团领袖来说,这是无法想象的。同样,对本集团内部存在的不和谐因素,刘备也毫无觉察:上庸是关公北伐唯一可借助的友邻部队,但上庸守将却派了刘封与孟达。刘封是刘备义子,跟随刘备出生入死十多年,但刘备当了汉中王,世子之位却给了亲儿子阿斗。既没有给刘封高级职位以安其心,也没有留在身边控制使用,让他带着满腹牢骚和不平守备条件艰苦的山城。孟达当年是刘备进攻益州暗中内应之一。另外的两个人一位是张松,内应计划败露后牺牲；一位是法正,受到了刘备的重用,信任和倚重堪比诸葛亮。而孟达,只给了一个中级职务,还被安排在刘封手下。这个人物心理能平衡吗?不久前他奉命进攻曹魏防地房陵,有意无意纵兵杀害了的房陵太守蒯祺,是诸葛亮的姐夫,不是已经表露出某种不满情绪了吗?这两个人在关公危急时刻不予增援救应,最高统帅部竟然没有一点虑及,对部下将领的思想动态太缺乏了解和掌握了。更重要的是,关公率大军出征,没有一个巩固的后方,这是兵家大忌。荆州部队只有四五万人,关公出征率领了三万多,留守的兵力大大减少,没有给予兵力补充。特别是荆州后方没有别的高级将领通盘指挥,荆州三个郡,留守荆州(江陵城)的是南郡太守糜芳,他能指挥得了其他两个郡吗?他的武艺平平,指挥能力也平平,能守得了荆州吗?刘备手下元帅上将十多个,都在成都歌舞升平,只有关公一个老元帅带领几个师级将军去出征,留下几个师级将军守后方——一块比现在省级行政区划还大的根据地。

何况,按照隆中对策两路北伐的既定方针——“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这时候关公已率军出征,刘备怎么能在成都按兵不动呢?客观地说,刘备当时的确不具备出征条件,但怎么能让关公贸然出兵孤军深入呢?

关公面对的几乎是曹操阵营的全部力量。到关公水淹七军前后,曹操方面又派出高级军事参谋赵俨辅助曹仁,派出徐晃兵团增援樊城,随后又出动将军徐商、吕建、殷署、朱盖等部队加入徐晃大军。曹操还不放心,又亲自率领前敌指挥部驻扎摩坡靠前指挥,同时还密令东南前线张辽兵团、兖州刺史裴潜、豫州刺史吕贡率地方部队向樊城靠拢。到此,曹营已调遣十一位将领、十二万兵力投入战斗。而关公面对强敌,毫无惧色。他以三四万兵力,进攻襄阳,包围樊城,水淹援军,借助民军,惊扰敌后,先后消灭曹军主力四万人,俘降、斩杀敌军大将各一人,收降敌方刺史、太守各一人,威震华夏。曹操惊恐之极,竟计划迁都以避锋芒。东吴背盟背后偷袭,荆州失守后,关公完全可以从容撤军上庸,保全自己的性命,但关公想到的是自己的职责,想到的是两路进兵的战略规划,拼着生命危险回军争夺荆州,奋不顾身重蹈虎狼之地,把自己的一腔碧血,洒在了他深爱着的荆州大地。

荆州失去了,但决不是由于关公的大意。他不曾大意,也根本没有大意。他做到了自己应该做、能够做的一切,而且把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都贡献给了荆州,贡献给了扶汉抗曹大业。

人都是有缺点的,关公应该也一样,但“刚而自矜”、“大意失荆州”是对关公的曲解,他没有这样的致命缺点。不论是论者的恶意酷评还是信众的人云亦云,都不应该对关公继续误解下去,都应该还关公以本来面目。

关公信仰,社会道德重建的精神营养

关公无疑是建立了不朽功业和辉煌成就的,但也不能说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战将。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他没有建立其前朝韩信、卫青那样平定天下的功业,也没有取得本朝诸葛亮那样的开国之功。比起历史上的著名战将,人们更看重的是关公对社会正义的自觉追求,对公义和私利的正确选择,以及严于律己的道德品质和光明磊落的人格操守。

关公的精神和品质,人们用这样八个字来概括:

忠。忠于国家,忠于朝廷,忠于集体,忠于自己选择的扶汉抗曹事业,是关公一生的大节,是他的社会宏愿和政治理想。关羽的祖父和父亲皆治《春秋》之学,从小就受到忠义思想的熏陶。他熟读《春秋》,戎马倥偬也手不释卷,大略能够背诵。他对春秋大义的追求和实践,有着终其一生的精神自觉。关公一身武艺,在那个混乱时势,跟着谁也是高官厚禄、封妻荫子,但他选择了刘备为自己的同志和领袖,高举扶汉大旗,艰苦备尝、出生入死、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生命。

义。遵循社会正义和同志间的义气,是关公一生的道德追求。三国的争战,实际上是一场正义与野心、忠诚与阴谋的较量,而那时候的多数历史人物,叛附不定,追求的是实际利益和个人前程。关公选择了正义的事业(即儒家向往的政治社会秩序),不惜身殉；选择了志同道合的战友,生死不渝。他和刘备、张飞桃园三结义,终生兄弟般的骨肉情谊,是人世间人际关系的楷模,是义同生死的友情典范。挂印封金,绝然脱离曹营；不畏艰险,千里追寻刘备,是他大义人生最突出的表现。

仁。仁德施政,是儒家的政治理想,也是关公终生的政治追求。追随刘备,主要就是向往刘备这样一位宽仁厚德、仁爱苍生的领袖；反对曹操,主要就是由于曹操的篡汉野心和动辄屠城的残忍暴虐。关公和刘备的队伍则从来没有妄杀无辜、滥杀降卒,不论怎样危急情况都不会放弃保护百姓。他“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关怀下层部属和普通士兵,善待百姓,特别是弱势群体。在董督荆州事期间,仁爱民众、保境安民,人民安居乐业。

勇。关公的神勇,史册永载,民间传颂。刮骨疗毒,天下赞其坚毅；单刀赴会,天下赞其无畏；单骑护嫂千里寻兄,天下赞其威武。汉津救败军,江北阻李通,青泥拒乐进,驻守荆州独自面对曹魏、东吴两大军事集团,他是统帅,又是英勇的战士。河北名将颜良来犯白马,曹营无人能敌,“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无能当者。遂解白马围。”北伐襄樊,关公年近六旬,而冲锋陷阵,奋勇杀敌,斩庞德、俘于禁,水淹七军,威震华夏。

诚。诚实,诚意,真心实意,心无私藏,是关公的交友原则和处人方式,是关公的操守和品行。匡扶汉室,旗帜鲜明,赤诚一片；对兄弟战友,真诚相见,胸怀坦荡。即使兵不厌诈,但那是在战场,非战争环境时,哪怕是敌人,关公也心不藏奸。徐州失败,暂归曹营,决不隐瞒身在曹营心在汉原则。后来曹操派张辽试探去留之志,则开诚布公,表示了只要获得刘备消息,哪怕再大的困难和危险,也要千里追随的丹诚之心。

信。关公一生,重然诺,守信用。受人之托,决不失信于人；应允过的事,决不食言。驻守下邳,刘备委以保护家小重任。曹操攻破徐州,关公战不能胜,又要保护刘备夫人的安全,只好暂归曹营,承受最大的精神牺牲。在曹营受到非常的礼遇和厚待,但决不违背和刘备同生共死的誓言,而又表示“立效报曹公乃去。”白马之役中,匹马斩颜良,对曹操有所报答,这才脱离曹营,体现了“大义要循,不留；小恩也要报,才走”的以信处事的原则。

礼。礼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方面。关公研习春秋,遵守礼仪,努力维护当时的君臣父子尊卑上下的人际关系准则,处人行事符合礼仪,礼貌周到。不合礼仪的事情不做,不守礼仪的利益不要。身在曹营,斩杀颜良报答了曹营厚遇后,得知了刘备的消息,便多次向曹操告辞,曹操为挽留关公,故意不见。关公挂印封金,留下书信,表达了追随刘备的决心,也表达对曹操的谢意,将曹操的馈赠全部留下并一一交代,理正而礼周,离开曹营。来得明白,去得清楚。

智。关公智勇双全,文韬武略,在刘备集团是独当一面的将领。占领徐州,行下邳太守事；赤壁之战后,领襄阳太守；后又为董督荆州事,全权负责经营荆州的政治军事。

他修筑防御工事、囤积粮草军械、保境安民、稳定社会、训练士卒，作好了荆州的严密防守和日后北伐的准备，表现了统帅之才的高度智慧。他熟悉地理，洞察天时，进攻襄樊时，面对势均力敌的援军，利用秋季霖雨河水暴涨之机，决开河口，水淹七军，俘于禁、斩庞德，收降敌众三万，取得辉煌胜利。

简言之，就是忠诚、信义，仁爱、英勇。关羽所代表的忠义仁勇精神，是在几千年王权社会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过儒家思想长期的熏陶濡染，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道德偶像，自己确定的人格追求。这个道德偶像和人格追求还会长期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还会是民间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

就更大的范围而言，信仰多元，道德观念迥异，是长期的。就在我们进入新的世纪的时候，纷乱的世界格局，不同的价值观念的对立，不同阶层的人群坚持不同立场的社会现实，还有没有普适的道德伦理？还有没有人类普遍认同的道德伦理？

答案是肯定的。

正义、忠诚、义气、仁爱、光明、磊落、赤诚、信用、坦荡、英勇、刚猛、雄烈、豪气、坚毅、忍耐、担当、自尊、威严、凛然、坚贞、不屈，还有对不义之财的蔑视、对美色的矜持、对官位的淡泊、对小人的不屑、对敌人的凌厉……这么多高贵的品行和伟大的精神，都表现在关公一生的行动中，都蕴藏在关公不朽的灵魂里。

这一切，就是中国人民道德精华和高贵品质的集合体。

不管社会形态和阶级关系怎样变化，不管人们的现实生活与现代人格怎样进步，这些传统道德的内核和精华仍然是需要坚持和传承的。

这是因为，即使现代文明发展到今天，我们还是可以发现，我们的社会问题，我们的心灵迷失，都还是和这些传统道德的逐渐弱化有关。我们不能不看到，人们的政治信仰程度不同地发生了迷茫，人们的人生理想越来越趋向物质化，人们的文化趣味已经变得越来越粗鄙，人们的精神追求越来越世俗和实际。于是，官员腐败、权钱交易、贪图享乐、私欲放纵、奢靡挥霍、中饱私囊、道德败坏、精神堕落、金钱至上、诚信缺失……其人其事，桩桩件件，令人瞠目，甚至匪夷所思——

一个个腐败案件被揭露出来，一件件公德泯灭的事件被揭露出来，一桩桩道德沦丧人性泯灭的恶性事件被揭露出来，都让我们触目惊心：“苏丹红”、“毒奶粉”、“地沟油”、“勾兑醋”、“牛肉膏”、“瘦肉精”、“纸包子”、“三聚氰胺”、“化学豆芽”、“染色馒头”、“隔年月饼”、“问题疫苗”；光天化日之下青年女子被侮辱而多人围观，大街上病倒的老人无人救助，被车辆碾倒在血泊里的小悦悦被视而不见……不一而足。道义精神疲软，公义品格萎缩，公德意识退化，社会良知缺失，已经是我们社会屡见不鲜的现象。

怎么能够这样？怎么竟会是这样？

也许是因为我们没有了关公。假如我们身边还有关公那样的人，也许就不会是这样？假如我们身边还有许多关公那样的人，当然就不会是这样！

见义勇为哪里去了？扶弱济困哪里去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哪里去了？义所当为挺身而出哪里去了？我们还会不会义愤填膺？我们还会不会奋不顾身？社会还有没有正义感？人们还剩下多少英雄气？世上还有没有血性男儿？人间还有没有刚烈丈夫？

社会正义和道德准则已经遭遇到严重挑战。在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越来越优越的同时，我们不能不严肃地思考我们面临的种种问题，不能不认真地探究其中深层次的原因。

新文化运动否定了旧文化，新中国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风尚，也没有完全成功地建立起来。在建设新的道德价值观的时候，我们曾粗暴地否定了传统道德，我们曾简单地割断了历史。我们批判旧思想、旧道德，完全否定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人文传统，忠孝仁义诚信等传统道义观念的伦理价值，也被怀疑和摒弃。我们完全忽视了对传统道德的扬弃和继承，我们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历史的报复。

我们的和谐社会建设目标，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我们的以德治国方针，我们全新的荣耻观念，都是解决当前面临的社会问题和心灵缺陷的根本方针和必要对策。同时，我们还需要从传统的道德伦理土壤里汲取营养。

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而道德建设则是社会发展的稳压器和平衡器。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但法治社会是对人们行为的制约而不可能完全制约人的思想和心灵。人们心理的健康和心灵的纯洁，以及价值观念、是非判断和个人操守，都要靠道德观来指向和导引。道德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现代道德是从传统道德发展而来的，人类基本的普适的道德因素是从传统道德那里继承下来的。儒家学说所代表的社会宏愿和道德理想，关公所继承和毕其一生努力实践的儒家道德理想，是人类道德精神的合理内核。对国家以忠诚，对人民以仁爱，对友朋以信义，对敌人以勇敢，这些品格和精神，以及重承诺、守信用、扶助弱小、坦诚待人、见义勇为、坚持正义等优良品性和德行，是永远也不会过时的，是永远也不应该抛弃的，也是不能够抛弃的。关公，以他崇高的人格美誉度和高度的道德感召力，仍旧是我们的道德楷模和人格标杆，仍旧是我们当前道德重建的典范和动力。关公精神无论于国于民还是对于个人立身行事，都是有重要价值的，都会走进现代人的心灵，走进现代人的生活，走向不断发展的现代社会。

人类道德大厦需要现代道德的支撑，也需要传统道德的基石。以历史感触现实，以现实反观历史，关公忠义仁勇的道德精神，对我们今天匡正信仰缺失道德滑坡的社会风气，对恢复我们民族元气与呼唤我们民族精魂，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人们祭拜关公，纪念关公，敬重关公，人间就不会没有了忠义和英勇，就不会没有了诚信和磊落，良知泯灭的行径就会遭到严惩和鞭挞，见利忘义的小人就会遭到鄙视和怒斥。关公庙宇的祭祀不停，关公故事的流传不断，关公形象的显现不消，关公精神的传承就永远不会终止。人人心中有关公，人人的心里就有着一条道德底线；人人脑海里有关公，人人的血管中就会流动着中华传统道德的血液。于是，中国人世世代代都会继承发扬忠诚、信义、仁爱和英勇的关公精神。

关公，是社会教化的永远不需改版的全民教材，不分学龄高低，不分学校内外，不分语言种类，不分居住区域。尊奉关公，崇尚关公精神，是全体中国人的社会必修课，是中国人个人道德准则和社会伦理意识的公共课本，是每个中国人修身齐家安身立命的祖传秘方。人们可以选择不同的政治信仰和社会理想，也就形成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观念，但是关公的忠义仁勇精神，是每个人道德人格大厦都不可或缺的基本构件。有了这个基本构件，我们就会坚持正义，就会崇尚英雄。处人，我们会深情大义；处事，我们会光明磊落。危难时刻，我们就会挺身而出；义利面前，我们就会正气凛然。

可以说，到了现代社会，关公仍然是我们的道德标尺。

关公信仰，华人世界最广泛的文化认同

关公个人身历其间的东汉末期，是一场忠义和野心、仁爱和残暴、诚信和欺诈的决斗。从现实政治上说，魏蜀吴三国其实谁也没有胜利，就连依靠野心和阴谋手段统一天下的西晋，也不过四十五年的国祚，也不能算作胜利。汉末、三国的历史，只是一场价值观的斗争。从文化价值上说，三国的结局是忠义战胜了野心，仁爱战胜了残暴，诚信战胜了阴险和欺诈。胜利者，应该是关公，应该是刘备和诸葛亮等人。忠义精神的坚守和传承，比起一时的局部的胜利还要重要。而一切阴谋和野心，一切强权和暴力，即使得逞，也是短暂的，也会遭到历史的清算和报复。

关羽以自己的悲剧人生，实践了的就是这些，昭告了的就是这些。

一段“三国”史，无非明善恶之辨，宛然一部春秋。王权社会的政治家，把关公和孔子的“文圣”一样尊奉为“武圣”，尊奉为“国家神”，应该说是有政治眼光和文化眼光的。

关公信仰，从关公逝世后就开始形成，已经经历了近一千八百年的历史风云。关公本人波澜壮阔的人生实践提供了真实的依据，文学艺术形式塑造了关公的完美形象，历代朝廷的褒封提升了关公的至高地位，各种宗教的融入普及了关公的全民崇拜，关公信仰已经形成了一种延续时间漫长、涵盖地域广泛的文化现象。

中国是一个崇尚精神的国度；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具有精神崇拜情结的族群。与西方人崇拜上帝不同的是，中国人真正崇拜的，不是传说中超自然的神灵，而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是那些用自己的高尚行为感天地泣鬼神的人。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文盲人口的众多和文化传播方式的落后，广大民众不可能用儒家文化理论武装头脑，最简单的普及方式就是在历史上选择一位体现了儒家文化价值、道德理想和人格规范的人物作为自己的楷模，作为大家的人生榜样。

关公就是这样一位最理想的人物。

关公就是因为这些被朝廷神化，被宗教融合，被民间迷信。

这才是关公信仰的实质和内涵，神化和迷信只是它的形式和表象。

对于关公的神化和迷信，我们没有必要反对，只有表示尊重，理解，还要以扬弃的方式保护和传承。

关公信俗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其意义就在这里。

关公的精神，就是春秋大义。春秋大义，即是忠义二字，这是关羽终其一生的自觉实践和行动准则。这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全部精神积淀，就是华夏之魂，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关公，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不分时代和地域，不分种族和阶级，不分尊卑穷富，不分男女长幼，这几乎是中国人最普遍的文化认同。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着地球上最多的人口，有着偌大面积的尚未回归的宝岛，有着不同社会制度的地区，有着大相径庭的语言文字，有着五花八门的生活习俗。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人们，思想信仰和心理状态，政治观点和生活态度，都是难以完全统一的，也是不必要完全统一的。但是，对于国家利益，对于民族大义，又不能不集聚在祖国的旗帜下，不能不团结在华夏民族的大家庭里。否则，国家就要分裂，民族就要离散，人民就会陷进水深火热之中，这是几千年中华古国和华夏民族的历史证明了的，这也是我们的民族先知和民族英雄用自己的奋斗和牺牲证明了的。

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国内各民族，两岸各党派和政治实体，东北亚、东南亚汉文化圈和华侨华人世界，需要有共同点，需要有共同的文化认知。由于历史原因、意识形态差异和利益诉求的不同，这样的共同点和文化认知不会很多。

好在，我们都在继承和发扬关公精神。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华夏子孙，尽管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社会观念和生活方式不尽相同或者完全不同，甚至有一些不必隐讳的敌对情绪，但是，在尊奉关公、敬重关公这一观念形态上，是一致的。

于是，解州关帝庙和常平祖庙，每天都会迎来国内各民族、港澳台以及东南亚的关公信众；关公生命历程中的重要驿站如许昌关宅、荆州关衙、当阳关陵、洛阳关林，都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藏拉萨关庙、内蒙古呼市关庙、宁夏六盘山关庙、甘肃嘉峪关关庙、青海湖关庙、新疆伊犁关庙，少数民族信众仍在虔诚祭拜；而在台湾三万多平方公里的宝岛上，竟有台南市开基武庙、宜兰县礁溪镇协天庙、台北市行天宫、台中市圣寿宫、澎湖关帝庙、高雄市关帝庙、彰化关帝庙等，达九百七十九座，信徒八百万；在香港和澳门，至今保留着著名的荷里活道文武庙、澳门关帝庙等，香火祭祀自不必说，关公神像还安奉在警署中，每有警事，警员要向关公神像祭拜祈求保佑。

同样，旅居于众多国家的海外华人，也没有忘记故土的这位历史人物，这位民族之神。他们居住的华人区，建立了关庙，进行着各种祭祀活动，表达着对华夏故国的怀念和期望。美国旧金山华阜关帝庙，韩国汉城关帝庙，日本横滨市关帝庙、神户市关帝庙、函馆关帝庙，越南河内市还剑湖关圣殿，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南靖庙，东帝汶帝力市关帝庙，澳大利亚墨尔本市关帝庙，泰国曼谷关帝庙，马达加斯加苏瓦雷斯关帝庙……都是海外的著名关庙。关公的精神，不只是教育和感染着中国人，还会影响所在国人民对关公的崇拜。在新加坡，学生的课本上，收入了关公的一生事迹。在泰国，法官们在开庭前，先要面对关公神像起誓表示忠于法律，才能进入审判程序。在美国，里根总统在竞选之前，他的夫人曾去了旧金山和洛杉矶的关庙祭拜关公。在马达加斯加，1999年大量发行了关公纪念邮票。在印度，2000年开始修建大型关公公园。就在近年里，还有新的关庙在海外创建：美国纽约华阜关帝庙，新加坡女皇镇忠义庙，还有马来西亚华侨新建关帝庙——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还为这个关庙写了一副著名的楹联：“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据统计，世界对关公的崇拜和信奉，已达一百六十八个国家和地区。

关公信仰，成为我们民族的共同点。这个共同点，无论怎样的政治原因和地域原因，都是动摇不了的，都是取消不了的。中国文化向来以伦理道德为核心价值，儒家道德体系，关公偶像崇拜，都是从这个意义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们崇拜关公，实际上并不是、或者说并不完全是诚服他的神异的灵验，不是乞灵于他的神力，而主要是诚服他的道德人格，他的伦理品质。他的精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他的品性，就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集中表现。他所坚持和实践的春秋大义，是我们民族生命的DNA，是我们民族精神的遗传因子。崇拜关公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的心史。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在两岸三地的民众中，在华人世界的人群中，这是大家共同的文化向往，是大家对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共同认知，是所有中国人民和所有华裔一致的民间意识形态。关公偶像崇拜，超越了政治信仰，是我们的共同宗教。

关公信仰，是我们精神家园里的文化珍藏。她是凝聚我国众多民族和十多亿全球华人的精神轴心，对我国多民族的团结、对海外华人的团结无疑起着巨大的作用。

于是，我们就可以不受政治信仰的约束和政权体制的限制，找到共同的话题，就有了心灵沟通的桥梁，就有了感情交流的纽带，就有了共同祭祀的神祇，就有了共同神往的地方——解州。

解州，我们中华民族心中的麦加。

关公，已经逝世近一千八百年的关公，还在如此眷顾着我们，凝聚着我们的心。

他是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的。

因此，现代社会，我们仍然要敬奉关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