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孟冬 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

永济市档案局纪检组长

西晋史家陈寿 《三国志·关羽传》 所记，说蜀汉前将军关羽为“河东解人”。东汉、三国和西晋，河东为郡，治安邑，即今山西夏县禹王乡。东汉时，河东郡范围甚大，辖 20县，除了今山西运城市所属县市外，几乎还包括了今山西临汾市整个地盘。三国鼎立后，河东郡属曹魏势力范围，辖 11 县，原北部数县归入新设的平阳郡，即今临汾市。到了西晋，河东郡成了 9 县，与今运城市比较，其河津、新绛、稷山、绛县大部都不在管辖范围。

河东郡范围时大时小，暂且不论。这里要说的，是与关羽籍贯紧密相关的解县。关羽生于东汉末年，他的家乡就是河东郡下辖的解县。这一时期，解县治今山西临猗县临晋镇。而关羽所在的位于河东盐池旁的村庄———常平村，则与解县城池相距甚远。当然，无论怎样偏远，河东郡之解县都是关羽准确的籍贯地。

历史进入唐代，被陈寿准确记载关羽籍贯的解县则发生了很大变化，其行政治所移至河东盐池之畔。确切地说，就是今天的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原来的解县，则被改名为临晋县。这一时期的解县，初属虞州 （治今盐湖区安邑街道办事处），后属河中府 （治今永济市蒲州镇）。五代之后汉时，河中节镇李守贞反叛，榷盐制置使郑元昭奏请后汉主刘知远，于解县置解州以有效控制盐池，遂将河中府的解县、闻喜 （治今闻喜县）、安邑（治今盐湖区安邑街道办事处） 三县析出归解州管辖。解州之名，即始于这一时期，且一直沿用至民国初年。

自解县、解州同治于今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之后，关羽曾经生活的常平村距离州府县城就近多了。按现代里程，仅只 9 公里。也就是在这 9 公里之外，隋代之初就由官方兴建起了一座祭祀关羽的庙宇。它的创建时间是隋开皇九年 （589 年），仅迟于湖北玉泉山关羽“最先显圣处”关庙 20 年。这当是现今解州关庙的雏形。公元 589 年，也是隋灭陈统一全国的年头。

但，论及后世天下关庙的形制与规模，玉泉山关庙只能算是“小关庙”了。在与关羽 59 年生命历程有着重要关联的解州、当阳、洛阳三个地域中，如今仍然遗存着三大关庙。而解州关庙，则位居其首。据文献记载，埋葬关羽身躯的当阳关陵初创于南宋淳熙十五年 （1188年），埋葬关羽头颅的洛阳关林兴建于明朝万历二十一年（1593 年）。与解州关庙相比，当阳关陵 晚 了 近 600 年 ，洛 阳 关 林 晚 了 近1000 年。

唐代解县移至河东盐池左近，五代于解县增设解州，州县同处一城，关庙则位于城之西侧。在故土建庙奉祀关羽，有着一定的历史背景。北周至隋代时，河东一方地域佛教盛行，现如今河东地面遗存的大量释家名刹就是明证。其中，最为突出、最有影响的中条山栖岩寺，曩时都是北周与大隋皇帝特别礼遇的皇家梵宫。而正是这一时期，关羽从一个历史上曾经真实存在的人，被舶来的佛教尊为“护法伽蓝之神”进入了庙堂。由此，在关羽出生的地方建祠立庙，就显得自然而然顺理成章了。不过，这时的解州关庙规模应该不会太大，建筑也不会非常宏伟。这是因为，统治阶级对关羽的礼遇和推崇，还没有上升到意识形态领域；民间对于关羽的人格仰慕，还没有在一定高度上被广泛认同；关羽偶像崇拜的形成，还处在启蒙阶段。

封建社会中，宗教始终是统治阶级利用的一柄权杖。隋代以后，宗教的发展和繁荣上升到了一个高度。正是儒、释、道三教对于关羽的眷顾和认可，关羽逐渐由人而神，由神而王，由王而圣，由圣而帝，屡被褒封加冕。儒教以关羽喜读 《春秋》，尊为“儒将”。佛教以关羽神力护法，尊为“伽蓝”。道教以 关 羽 荡 魔 除 妖 ， 尊 为“天尊”。唐代经安史之乱元气大伤，之后国策尚武成为显著特点。这时候，关羽的义勇形象开始走进统治阶级的视野。“将军秉天资，义勇冠今昔。走马百战场，一剑万人敌。”这一现象，与当时文人儒士对关羽的赞美和讴歌不无关系。急欲中兴唐朝的唐肃宗在表彰平叛功臣的同时，对历朝各代的武将予以了精心搜剔。那位兴周伐商为周朝创下八百年国祚的姜子牙，以“武成王”的身份荣耀地登上了皇家祀奉的神圣殿堂。作为武成王的配享，共有 64 位武将，关羽便是其中之一。虽说地位还不很高，但为后世各代皇家崇拜开启了先河。

北宋至元代，关羽的神格化走向深入。宗教参与范围广泛，文学渲染如火如荼，皇家崇拜愈来愈烈。北宋皇帝，大多信奉道教，宋真宗便是最突出的一个。解州池盐最资国用，关乎国之稳定，道教遂以蚩尤作乱盐池减产为由，制造宋真宗命张天师请关羽前赴解池荡魔除妖的神话。宋哲宗时，天下佛寺供奉“护法伽蓝”成为普遍现象。宋徽宗时，内忧外患，以关羽“忠义勇武”来强化军事威慑。这位皇帝当得不像样儿，是个一味沉湎于艺术的最高统治者，只求安于享乐，改年号为“崇宁”，封关羽为“忠惠公”。帝王敕封关羽，宋徽宗是第一个。时隔不久，又觉得好像力度不大不够过瘾，一度提升自己的身份，告天下说自己是“道君皇帝”。尽管有些荒唐，但崇拜关羽却是真心和虔诚的。由是，“崇宁真君”成为关羽跃入道教体系新的封号。继“崇宁”之后，宋徽宗又两次晋封关羽为“昭烈武安王”、“义勇武安王”。关羽由“公”晋升为“王”，使其神位再次上推了一大步。借神明之“义”为民众树立高标，借神明之“勇”为国家树立威严，孤陋的宋王朝最高统治者真是费尽了心机。关羽的造 （画） 像随之趋向统一，普天之下对关羽的形象逐渐开始认同。据史料记载，北宋曾于大中祥符 （1008 年—1016 年） 和元祐（1086 年—1093 年） 年间，两度对解州关庙予以了扩建。需要说明的是，这时的解州关庙正式名字是“武安王庙”。

南宋偏安江南，在金、元军事压力之下，进一步将关羽崇拜向前推进。宋孝宗曾两次追加关羽封号为“壮穆义勇武安王”、“壮穆义勇武安英济王”。金朝为了有效控制北方，同样祀奉关羽为神明，以缓解民族对立和社会矛盾。历史行进到此时，关羽“忠义仁勇”的神明地位正式被统治阶级和宗教所认可。“生立大节，与天地以并传；殁为神明，亘古今而不朽。”三教共融，儒称圣，奉关羽为“文衡圣帝”；释称佛，奉关羽为“盖天古佛”；道称天尊，奉关羽为“协天大帝”。元朝尚武，但不遏制中原文明。元世祖崇浮屠教，释家举行法会用关羽为“监坛”。元文宗时，特赐关羽“壮缪义勇显灵武安英济王”封号。对关羽神明作用的肯定，已然超过前朝。元朝杂剧盛行，山西更是这一艺术形式的繁荣地区。著名的剧作家关汉卿就是解州人，其创作的 《关大王单刀赴会》、 《关张双赴西蜀梦》 等，连同其他剧作家与之相关的杂剧唱响梨园舞台，使关羽形象进一步得到艺术渲染。关羽的神格力量，至此走向民间。上自皇室贵胄，下至普通民众，整个社会对于关羽崇拜已蔚然成风。官方春秋两祭关羽，开始形成定例；民间每年五月十三祭祀关羽，开始形成习俗。正如元朝名儒郝经 《重建汉义勇武安王庙记》 所云：“其英灵义烈遍天下，故所在有庙祀……郡国州县、乡邑闾井皆有庙。”

金元两朝，官方兴工修建解州关庙就有四次。想其规模，比之前朝当宏伟许多。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仕元期间，曾受命巡视南方，其在《马可·波罗行纪》 中就有关于解州关庙的描写。“离开平阳府，骑马西行两天，我们来到解州堡寨。堡寨甚是宏伟，是为纪念古代当地一位金王而建。堡内有一座极其壮丽的王宫，宫里有一大殿，古代金王的塑像列于正堂，并有配像列于两厢。塑像涂金，服饰鲜丽，光彩炫目。如此伟观，当是曾驻跸此地的前朝君王陆续建造。”就凭这段精彩文字，解州关庙当时恢宏气象便可窥得一斑。一位被东方国度崇拜的偶像，引起西方旅行家的极大兴致，仰慕之余当不会不进得庙去观瞻流连，以至于啧啧赞叹。只小有遗憾，马可·波罗没有对当时解州关庙的规模进行描绘，反倒对“金王”事迹以大幅的笔墨给予了生动详尽的记述。想其热情和兴奋，无外乎是对关羽高标人格的钦慕和敬仰。短暂的邂逅，心灵的震颤，意识的共鸣，关羽的魅力被这位伟大旅行家记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明朝是关羽崇拜的成熟阶段。在其 273年的时间里，最高统治者一再提高尊崇关羽的自觉意识，每位临朝的皇帝皆以关羽对于帝王的忠义为期望，以达到笼络臣民精忠报国的目的。明太祖执政时期，即“建寿亭侯关羽庙于鸡鸣山之阴……与历代帝王及功臣、城隍诸庙并列”。明成祖定都北京后，即“建关庙于都城”。到了明宪宗时，特诏令“建关庙于宛平县东”。这时候，关庙开始进入皇家祭祀行列，关羽不仅正式享受国家级别的祀典，而且祭祀礼仪趋向制度化。每个季节及年尾，“遣应天府官祭”；五月十三关羽诞辰日，“遣南京太常寺官祭”。 《大明会典》 记载，明中期皇家祭祀关羽每年达 25 次，祭祀规格屡次升级，祭品也由起初的“少牢”升至“太牢” （牛、羊、猪三牲齐备）。明神宗即位后，虽惰于朝政，但奉祀关羽尤为殷勤，初封关羽为“协天护国忠义大帝”，赐庙额为“显佑”。敕封关羽为帝，明神宗创了先例。当时，蒙古各部屡犯边境，朝廷苦于稳固国防，为图“永济斯世于雍熙太和之盛”，这位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特于 1624 年，再次加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与此同时，擢关夫人为“九灵懿德武肃英皇后”，其子关平为“竭忠王”、关兴为“显忠王”。这是宋元以来关羽在皇家神权政治领域，身份地位走向显达的一个高峰。从此，关羽冠其“关圣帝君”尊号被广泛传开，其祭祀规格亦跃升至帝王一级。明熹宗时，特钦准“礼部覆题得旨，祭始称帝祠”。由是，各地关庙正式易名为“关帝庙”。既为帝庙，作为关羽故里的解州关庙，其建筑规模及宏伟程度远超于前朝。据解州关帝庙碑刻显示，明朝 200 余年里，大型的修缮扩建工程就达十余次之多。其中，以明世宗、明神宗两朝尤为频繁和隆重。明世宗时，以“嘉靖河东大地震”震后重建为盛；明神宗时，以万历三十八年 （1610 年） 敕修扩建为盛。国家最高层面的格外看重，解州关帝庙的格局和规模，宏大而气派可以想见。

明朝文学艺术的高度繁荣，也是关羽崇拜得到发展的重要因素。山西太原籍作家罗贯中所著的章回体小说 《三国演义》，在当时几乎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其描写关羽故事的篇章就有数十回、约 10 万字，把气度儒雅、具有传奇色彩、被神话了的关羽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深入人心。对于最底层的民间闾巷，即便是目不识丁的民夫，只要说起关羽事迹均能娓娓道来。当然，还有戏剧。作为民间化的艺术形式，上自永乐，下至万历，编辑刊印剧本成为当时文化普及力度最大的一种现象，有关颂扬关羽“夜读 《春秋》”、“桃园结义”、“封金挂印”、“挑袍辞曹”、“义释曹操”、“过关斩将”、“水淹七军”、“单刀赴会”等故事的戏曲庞杂而丰富。诸如 《关云长大破蚩尤》 《寿亭侯怒斩关平》 《关云长灞桥饯别》 《关云长训子》《关羽玉泉显圣》 等剧目，使“忠义仁勇”的关羽在广大民众心中树立起了一座高拔的丰碑。与此同时，加入关羽崇拜队伍的文人儒士，亦是一支最重要的力量。他们咏赞关羽、颂扬关羽，其一度美化关羽的“造神”行为纷纷纭纭、轰轰烈烈。嘉靖朝著名学者吕柟的 《义勇武安王集》、万历朝礼部侍郎赵钦汤的 《汉关圣帝君庙志》、天启朝沈泰灏的 《关帝纪》、崇祯朝辛全的 《关圣集》 等，以及明宪宗成化以来，大量辑入各级志书中的诗词歌赋。就连朝廷编纂的大型工具性图书 《永乐大典》，也收录了诸多彰显关羽事迹的戏曲剧本。正如著名文士李贽 《观铸关圣提刀跃马像》 所云：“英雄再出世，烈烈有辉光。火焰明初日，金精照十方。居然围白马，犹欲斩颜良。岂料今千载，又得见关王。”那位著名哲学家王阳明亦撰联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已矣乎吾未之信到终有憾三分鼎业；义不可废节不可夺矣，至死不变平生不愧一部 《春秋》。”对于关羽的神圣化，无不是一种强力的催化剂。这时候的关羽，已然成为亘古华夏的道德模板，妇孺皆知的历史英雄，国人敬仰的伟岸神明。其举国上下关羽崇拜，炽烈得一如野火春风。

遗憾的是，备受大明皇室关注和礼遇的解州关帝庙，在清朝康熙年间几乎尽焚于火灾。值得庆幸的是，大清王朝崇拜关羽一度超过明朝。大清前身为女真金国爱新觉罗氏，入主中原为异族统治汉人。与历史上的拓跋氏、完颜氏、孛儿只斤氏一样，虽打击汉人反对势力，但不扼杀大汉文明。纵观历史上异族统治的北魏、金、元、清四个王朝，在进行民族融合推进文明演进方面，清朝无疑是最突出的一个。在历代王朝发展积累的前提基础上，清朝统治者建都北京之初，就把目光锁定在了关羽崇拜之上。实际而言，关羽崇拜早在其入主中原之前就由明朝采取的怀柔政策传入满族。 《全辽备考》 记载：“满族南檐下偏西，供长木匣，内藏关帝及观音像，皆绢画者……”清末王嵩儒 《掌故拾零》 记述：“本朝入关之先，以翻译 《三国演义》 为兵略，故其崇拜关羽。”清太宗崇德五年 （1640 年），即于盛京 （今辽宁沈阳市）敕建关帝庙，并书丹“义高千古”御匾高挂，谨按岁时焚香化表虔诚祭拜。清朝向以承续“大汉国祚”正统自居，入关以后便将“力复汉室尽忠竭义”的关羽奉若皇室崇祀的重要神祇。清世祖时，建关帝庙于京师地安门，规模宏大，富丽堂皇，并敕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后来，竟敕命京师各门均设关帝庙。此时的皇家崇拜，势头已然超过了明朝。

康乾时期，皇家崇拜关羽逢盛世而更加繁盛。清圣祖康熙四十一年 （1702 年），解州关帝庙遭遇火灾，殿宇焚毁无余。次年，康熙西巡经解州，虔诚拜谒关帝庙，御赐“义炳乾坤”匾额。康熙常自诩为刘备转世，祭拜关羽就格外恭谨，祭祀时竟自言自语：“二弟，为兄看你来了。”观其庙宇焚毁严重，即拨付千两黄金予以重修。因其工程浩大，十年未能完工。康熙五十二年 （1713 年），浙江海宁人祝增出任解州知州，精心谋划，多方筹资，从春秋楼起自北而南依次重建，历时两年而告竣。之后，乾嘉道咸四朝均有修葺。此时的解州关帝庙，总体布局由三大部分组成，自南而北依次为：结义园、主庙、寝宫。其规制形貌先园后庙，前朝后寝，中轴对称，主次分明，恭谨肃穆，一派帝王宫阙气象。雍正时代，推行“孝治天下”，特加关羽“山西关夫子”尊号，身份与山东孔夫子并肩。同时追封关羽祖上三代为公，曾祖为“光昭公”，祖父为“裕昌公”，父为“成忠公”，并逐次授予解州、洛阳、当阳三地关氏后嗣五经博士官霨。乾隆朝，加封关羽为“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修订关帝祀典规制，上自皇室，下至州县，春秋两祭及五月十三诞辰祭均要宣读祝文。“著圣道之精”、“明神道之正”，先易其谥“壮缪”为“神勇”，又易“神勇”为“忠义”，关羽在帝王心目中的地位可谓崇高。

乾隆逊位后，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朝，不仅承袭了前代帝王崇拜关羽的遗续，更重要的是把皇家崇拜一举推向了巅峰。嘉庆加封关羽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关圣大帝”；道光加封关羽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咸丰加封关羽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显威护国保民精诚绥靖关圣大帝”，晋封关羽祖上三代为王，曾祖为“光昭王”，祖父为“裕昌王”，父为“成忠王”；同治加封关羽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显威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关圣大帝”；光绪加封关羽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显威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五朝皇帝对关羽的褒封加冕，个个超过前朝。就光绪对关羽的封号而言，竟长达 26 字，压过了历史上崇奉关羽的所有皇帝，可谓登峰造极。身为天子，实为慈禧手中傀儡，虽说朝政由不得自己，就意识形态母子俩却达到了高度统一，晋封关羽光绪创造了历史之最。清朝皇帝如此加封关羽，原来乾隆朝制定的祭祀礼典已远不能适应“关圣大帝”的身份。就咸丰来说，在位时间短暂，无政绩可言，但对于关羽崇拜甚是严肃，将“群祀”改为“中祀”，完善配套礼仪，健全祀典制度，重拟告祭祝文，御准“行三跪九叩大礼”，为同光两朝将皇家崇拜推向鼎盛树立了标范。

大清王朝凭借高度集权统治，极力推崇皇家崇拜，促使举国上下形成关羽崇拜的“大一统”局面。在此形势下，作为本土宗教的道教时刻都不懈怠，紧抓契机提升自己的地位，扩大自身的影响。继而，假托关帝名义的一系列“劝善”书籍杜撰而成，并得到广泛传播。这其中，并称为“善书三圣经”的 《关圣帝君觉世真经》 《太上感应篇》《文昌帝阴骘文》 最为有名，影响最大。其利用善书将关羽打造成“主神”，名号“协天大帝”，以文昌帝君、孚佑帝君为辅助之神，极力制造道教“三圣”的神话。就连反清的秘密组织白莲教在举旗起义之际，也把关羽奉为降妖伏魔的天神，以此来庇护和超度门徒形成凝聚实现推翻清王朝统治的目的。在全国执牛耳的晋商，这一时期也自觉地成为了尊奉关羽“商业保护神”的生力军。为维护自身地位发展商业利益，晋商凭借和关羽同乡这一招牌，在足迹遍及的地域兴建“晋商会馆”，而最大的特色就是会馆与关庙合一，既是商务之所，又是奉神之处。这一现象，无不体现着商界对于“以义制利”商业价值观的认同。受晋商影响，陕、豫、徽、浙等地纷纷效法，积极为关羽崇拜普及商界深入民间赋予强大的动力。

清朝对于关羽全民性的顶礼膜拜，致使关庙数量急剧增加，分布区域愈来愈广。因而，“祀庙遍天下”成为清朝异于其他朝代最显著的特点。清史学家赵翼在 《陔馀丛考》中记述：“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寒垣，凡儿童妇女，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上自京师畿辅，下至省府州县，以至于远邑僻乡，关庙的祀奉无处不在。道光 《澂江府志》、咸丰 《固安县志》、光绪《海门厅图志》 《长治县志》 均称“关庙在村者不可胜数”。就面积 3.6 万平方公里的台湾岛屿，明郑以来规模较大名气甚高的关帝庙竟多达 300 余座。

对于关羽一个人的崇拜，纵贯中国历史近乎 1500 年，而清朝 295 年无疑是登至极点的一个阶段。位居关羽故里的解州关帝庙，历经岁月磨洗和烽火熏染，至今孤傲地遗存着大清王朝的构建。遒劲的古柏，恢弘的殿宇，肃穆的格局，帝王宫阙般依然炫耀着人类精神意义上的永存和不朽。其规模宏大跃居亚洲之首，其品级之高位居武庙之冠。近年来，当地又在其寝宫之后，倾巨资修建了“御园”，一定程度上将解州关帝庙曩时的气象重现于世人。观其红柱彩瓦，瞻其冕旒圣像，仰其高标人格，慕其神明佑护，虔诚朝拜的人群依旧击毂摩肩，熙熙攘攘，川流不息。

对于关羽崇拜，世人的脚步不会停息。解州关帝庙，无论昨天、今天，还是明天，永远都是国人精神信仰的神圣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