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道儒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公崇拜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其形成以及演变过程当然脱离不了三教对它的深刻影响；而关公崇拜也得到了释道儒三教各自的认同，纳入了各自的体系之中。正如清代关庙有一副流传甚广的楹联，其上联所述：“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尽皈依。式詹庙貌长新，无人不肃然起敬”，正是反映了这种状况。

佛教和道教在关公崇拜形成发展历程中，曾起过非常关键的作用。一是将关公“请进”了宗教的门槛，为以后的逐步神化奠定了基础；二是在关公被神化的过程中，以浓墨重彩予以夸饰，对关公最终走上神坛的高层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三是在关公崇拜的民间流布、扩散和普及过程中，宗教也发挥了传播介质的作用。

佛教是最早参与神化关公活动的宗教，它们通过一个出自陈隋年间的“关羽显圣”的传说，率先将关公引入了佛家的门槛，使之成为佛教护法伽蓝。“关羽显圣”现知最早的记载为802年(唐贞元十八年)董促《重修玉泉关庙记》(载《全唐文》卷六六四)：“陈光大中，智颤禅师者至白天台，宴坐乔木之下，夜分忽与神遇，云：‘愿舍此地为僧房。请师出山，以观其用。’指期之夕，万壑震动，风号雷虢。前劈巨岭，后堙澄潭，良材丛仆，周匝其上；轮奂之用，则无乏焉。”宋代张商英在《重建关将军庙记》中，对这一事件也进行了描述。至宋，天台宗名僧志磐所著《佛祖统纪》首次将“显圣”之说编入佛教典籍。佛教名著《佛祖统纪》及《高僧传》言，隋开皇初天台宗智颤和尚参禅玉泉山，一夜忽有一美髯神将与一俊秀少年显灵听讲道而皈依之，智颉乃表奏文帝，封为佛教护法“伽蓝”尊者，与韦驮共侍佛殿。在宋人编纂的《释氏要览》一书中记述，佛门伽蓝神原有18位，关公成了第19位。元代，世祖尊崇佛教，用汉关壮缪为佛教监坛。另一个较早实行本土化的佛教派别是禅宗。“关羽显圣”之说亦得附禅宗流布。《历代神仙通鉴·卷一四》记述：“(唐仪凤末年)神秀至当阳玉泉山，创建道场。乡人祀敬关公，秀乃毁其祠。忽阴云四合，见公提刀跃马。秀仰问，公具言前事。即破土建寺，令为本寺伽蓝。自此各寺流传。”

宋元之时，在民间专门供奉关公的关帝庙大量涌现的同时，佛教寺庙中为“伽蓝神”关公立庙者已出现，如建于1173年(金大定十三年)的山西平遥慈相寺中有关真君庙；建于宋代的东隅仇香寺也有关公祠。明清时期，佛教寺宇供奉关公为伽蓝菩萨者日渐普及。据《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记载：“禅林道院中有护法日‘伽蓝’。或当户而立，或拱侍于旁，神不拘一。而以关帝作伽蓝者大概十八九。”迄今为止，五台山显通寺、北京雍和宫、杭州灵隐寺、九华山肉身殿、苏州西园寺、开封大相国寺等都供奉有关公作为“伽蓝”的神像。

道教是参与关公造神运动最为积极、对神化关公发挥作用最大的宗教，在抬高关公的地位、促进皇家崇奉与普及民间崇拜方面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在关公去世不久的一段时期内，道教就认为他是天界北极紫微宫的朱衣神，尊称他为“翊汉天尊”。宋元时期，道教迅速发展，社会影响空前巨大。北宋初，太祖、太宗、真宗诸帝秉承了周世宗“灭佛兴道”的余绪，转而向道教寻求庇佑皇权的神灵法宝。道教也不失时机地抬出深受民间敬奉的关公，为巩固他们的政治地位、壮大自身实力、进一步扩大道教影响服务。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炮制出张天师请关公“解池斩蚩尤”的显灵故事。《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三“义勇武安王”篇记载：“‘盐池自古生盐，收办宣课。自去岁以来，盐池减水，有亏课程。此系灾变，敢不闻奏。’帝遣使持诏至解州城隍庙祈祷焉。使夜梦一神告日：‘吾城隍也，盐之患乃蚩尤也。往昔蚩尤与轩辕帝争战，帝杀之于此地盐池之侧，至今尚有近(遗)迹。近闻朝廷创立圣祖殿，蚩尤大怒，攻竭盐池之水。’飒然而觉，得此报应，回奏于帝。帝与群臣议之。王钦若奏日：‘地神见报，当投祭以祷之。’帝遣吕夷简持诏就盐池祷之。祭毕，是夜梦一神人戎服金甲持剑，怒而言日：‘吾乃蚩尤神也。奉上帝命来此盐池，于民有功，以国有益。今朝廷崇以轩辕，立庙于天下，吾乃一世之仇也。此上不平，故竭盐池水，朝廷若能除毁轩辕之殿，吾令盐池如故。若不从，竭绝盐池，五谷不收，又使西戎为边境之患。’言讫而去。夷简飒然而觉，(将)其梦中之事回奏于帝。帝亦梦之。王钦若奏日：‘蚩尤乃邪神也。陛下可遣使信州龙虎山诏张天师，可收复此怪。’帝从之，乃遣使召天师至阙下。帝日：‘昨因立圣祖轩辕殿致蚩尤怒，涸绝盐池之水，即今之患，召卿断之。’天师奏日：‘臣举一将最英勇者，蜀关将军也。臣当召之，可讨蚩尤，必成其功。’言讫，师召关将军至矣，现形于帝前。帝云：‘蚩尤竟绝盐池之水。’将军奏日：“陛下圣命，敢不从之!臣乞会五岳四渎名山大川所有阴兵，尽往解州，讨此妖鬼。若臣与蚩尤对战，必待七日，方剿除得。伏愿陛下先令解州管内户民，三百里内，尽闭户不出；三百里外，尽示告行人，勿得往来，待七日之期，必成其功，然后开门如往。恐触犯神鬼，多致死亡。’帝从之。关将军乃受命而退。遂下诏，解州居民悉知。忽一日，大风阴暗，白昼如夜，阴云四起，雷奔电走，似有铁马金戈之声，闻空中叫噪。如此五日，方且云收雾散，天晴日朗，盐池水如故，皆关将军力也。其护国祚民如此。”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钱曾《读书敏求记》、王世贞《弁州续藁》等书也有类似的记载。

关公“解池斩蚩尤”的传说使道教更受皇家的重视。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赐修关圣庙，宋徽宗于1104年(崇宁三年)，封关公为“崇宁真君”等，一定程度上受到道教“降神”作法的影响。

明清两代，道教继续抬高关公的地位。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万历皇帝朱翊钧应解州崇宁宫道士张通源之请，赐解州关帝庙日“英烈”。至今，山西解州关帝庙内东西两厢仍保存有相当规模的道教官观。1614年(万历四十二年)，张通源又奏请将关公晋封为“帝”。万历皇帝遂赐封关公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并在正阳门关帝庙举行了为期3天的盛大醮典。仪典上，还请全真道士周庀真等设坛供安，镇静方隅，肃清中外。

明清时期，道教门徒还假托关公名义颁降、编制了大量经谶和劝善书，极大地渲染、夸饰了关公的神秘和万能。其中一部分被确定为道士日常诵读之经，收入《道藏辑要》的主要有《忠义忠孝真经》、《帝君诰》、《忠义护国翊运真经》、《正一冲玄孚感灵章》、《护道彰感誓章》、《济世消灾集福忠义经》、《穷理穷性命上品说》等。另一部分则是民间广为流传的俗本，主要有《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关帝明圣经》、《返性图》、《训教法语》、《戒世子文》、《洞冥记》等。《关圣帝君全书》(十卷)及《乾坤正气录》(八卷)等，则是汇编流行善书的文集。善书俗本中的《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因传播广、影响大、注释多，被称为与《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齐名的“善书三圣经”。经谶、善书进一步提高了关公在道教神系中的地位，关公从此成为“管天地人三才之柄，掌儒释道三教之权，上司三十六天星辰云汉，下辖七十二地土叠幽丰，考察诸佛诸神，监制群仙群职”(清咸丰《武帝明圣经·圣帝宝诰》)的道教最高神祗。民间影响巨大的文昌帝君、孚佑帝君在关公的神光闪耀下，作了辅配。善书、经谶的广泛传播也进一步推进了关公崇拜的民间化、世俗化和普及化。

儒家遵行“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因而没有把关公神化，而是把关公“圣”化。儒家除天地君亲师之外，只有五种情况可奉而祀之：“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礼记》)儒家接受并推崇关公的主要着重点，在于关公喜读《春秋》，是儒家始祖孔子“《春秋》大义”的践行者。所谓《春秋》大义，首先是效忠正统王朝。关公封金挂印，弃功名与厚禄如敝屣，效忠复兴汉室的刘备，是“大忠”。关公身系蜀汉事业安危成败，为“兴复汉室”殉国捐躯，是“大义”。关公的“忠义”与儒家崇尚的价值观和伦理标准恰恰合拍。对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儒学发展影响甚大的宋代名儒朱熹在《修后汉通鉴考辨》中，以孙权“袭取关某之类”事例论定：“学者但知曹氏为汉贼，而不知孙权之为汉贼也”，实际上就是对关公“复兴汉室”志向的充分肯定。郑咸所撰《元解州重修关庙记》称：“而侯之忠主凛然，虽富贵在前，死亡在后，不可夺也。”就是对关公践行伦理纲常，抗强扶弱，维护正统的高度颂扬。儒家在朝野之间，以自己区别于佛道两教的特定视角和方式，历经数朝数代，终于将关公塑造成了集纲常礼教、伦理道德典范与神奇勇武、扶佑正统于一身，与文圣孔夫子比肩的“武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