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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道儒三教与关公崇拜(2)
2017/4/21 11:42:11   次浏览

释道儒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公崇拜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其形成以及演变过程当然脱离不了三教对它的深刻影响;而关公崇拜也得到了释道儒三教各自的认同,纳入了各自的体系之中。正如清代关庙有一副流传甚广的楹联,其上联所述:“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尽皈依。式詹庙貌长新,无人不肃然起敬”,正是反映了这种状况。

佛教和道教在关公崇拜形成发展历程中,曾起过非常关键的作用。一是将关公“请进”了宗教的门槛,为以后的逐步神化奠定了基础;二是在关公被神化的过程中,以浓墨重彩予以夸饰,对关公最终走上神坛的高层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三是在关公崇拜的民间流布、扩散和普及过程中,宗教也发挥了传播介质的作用。

佛教是最早参与神化关公活动的宗教,它们通过一个出自陈隋年间的“关羽显圣”的传说,率先将关公引入了佛家的门槛,使之成为佛教护法伽蓝。“关羽显圣”现知最早的记载为802年(唐贞元十八年)董促《重修玉泉关庙记》(载《全唐文》卷六六四):“陈光大中,智颤禅师者至白天台,宴坐乔木之下,夜分忽与神遇,云:‘愿舍此地为僧房。请师出山,以观其用。’指期之夕,万壑震动,风号雷虢。前劈巨岭,后堙澄潭,良材丛仆,周匝其上;轮奂之用,则无乏焉。”宋代张商英在《重建关将军庙记》中,对这一事件也进行了描述。至宋,天台宗名僧志磐所著《佛祖统纪》首次将“显圣”之说编入佛教典籍。佛教名著《佛祖统纪》及《高僧传》言,隋开皇初天台宗智颤和尚参禅玉泉山,一夜忽有一美髯神将与一俊秀少年显灵听讲道而皈依之,智颉乃表奏文帝,封为佛教护法“伽蓝”尊者,与韦驮共侍佛殿。在宋人编纂的《释氏要览》一书中记述,佛门伽蓝神原有18位,关公成了第19位。元代,世祖尊崇佛教,用汉关壮缪为佛教监坛。另一个较早实行本土化的佛教派别是禅宗。“关羽显圣”之说亦得附禅宗流布。《历代神仙通鉴·卷一四》记述:“(唐仪凤末年)神秀至当阳玉泉山,创建道场。乡人祀敬关公,秀乃毁其祠。忽阴云四合,见公提刀跃马。秀仰问,公具言前事。即破土建寺,令为本寺伽蓝。自此各寺流传。”

宋元之时,在民间专门供奉关公的关帝庙大量涌现的同时,佛教寺庙中为“伽蓝神”关公立庙者已出现,如建于1173年(金大定十三年)的山西平遥慈相寺中有关真君庙;建于宋代的东隅仇香寺也有关公祠。明清时期,佛教寺宇供奉关公为伽蓝菩萨者日渐普及。据《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记载:“禅林道院中有护法日‘伽蓝’。或当户而立,或拱侍于旁,神不拘一。而以关帝作伽蓝者大概十八九。”迄今为止,五台山显通寺、北京雍和宫、杭州灵隐寺、九华山肉身殿、苏州西园寺、开封大相国寺等都供奉有关公作为“伽蓝”的神像。

道教是参与关公造神运动最为积极、对神化关公发挥作用最大的宗教,在抬高关公的地位、促进皇家崇奉与普及民间崇拜方面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在关公去世不久的一段时期内,道教就认为他是天界北极紫微宫的朱衣神,尊称他为“翊汉天尊”。宋元时期,道教迅速发展,社会影响空前巨大。北宋初,太祖、太宗、真宗诸帝秉承了周世宗“灭佛兴道”的余绪,转而向道教寻求庇佑皇权的神灵法宝。道教也不失时机地抬出深受民间敬奉的关公,为巩固他们的政治地位、壮大自身实力、进一步扩大道教影响服务。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炮制出张天师请关公“解池斩蚩尤”的显灵故事。《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三“义勇武安王”篇记载:“‘盐池自古生盐,收办宣课。自去岁以来,盐池减水,有亏课程。此系灾变,敢不闻奏。’帝遣使持诏至解州城隍庙祈祷焉。使夜梦一神告日:‘吾城隍也,盐之患乃蚩尤也。往昔蚩尤与轩辕帝争战,帝杀之于此地盐池之侧,至今尚有近(遗)迹。近闻朝廷创立圣祖殿,蚩尤大怒,攻竭盐池之水。’飒然而觉,得此报应,回奏于帝。帝与群臣议之。王钦若奏日:‘地神见报,当投祭以祷之。’帝遣吕夷简持诏就盐池祷之。祭毕,是夜梦一神人戎服金甲持剑,怒而言日:‘吾乃蚩尤神也。奉上帝命来此盐池,于民有功,以国有益。今朝廷崇以轩辕,立庙于天下,吾乃一世之仇也。此上不平,故竭盐池水,朝廷若能除毁轩辕之殿,吾令盐池如故。若不从,竭绝盐池,五谷不收,又使西戎为边境之患。’言讫而去。夷简飒然而觉,(将)其梦中之事回奏于帝。帝亦梦之。王钦若奏日:‘蚩尤乃邪神也。陛下可遣使信州龙虎山诏张天师,可收复此怪。’帝从之,乃遣使召天师至阙下。帝日:‘昨因立圣祖轩辕殿致蚩尤怒,涸绝盐池之水,即今之患,召卿断之。’天师奏日:‘臣举一将最英勇者,蜀关将军也。臣当召之,可讨蚩尤,必成其功。’言讫,师召关将军至矣,现形于帝前。帝云:‘蚩尤竟绝盐池之水。’将军奏日:“陛下圣命,敢不从之!臣乞会五岳四渎名山大川所有阴兵,尽往解州,讨此妖鬼。若臣与蚩尤对战,必待七日,方剿除得。伏愿陛下先令解州管内户民,三百里内,尽闭户不出;三百里外,尽示告行人,勿得往来,待七日之期,必成其功,然后开门如往。恐触犯神鬼,多致死亡。’帝从之。关将军乃受命而退。遂下诏,解州居民悉知。忽一日,大风阴暗,白昼如夜,阴云四起,雷奔电走,似有铁马金戈之声,闻空中叫噪。如此五日,方且云收雾散,天晴日朗,盐池水如故,皆关将军力也。其护国祚民如此。”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钱曾《读书敏求记》、王世贞《弁州续藁》等书也有类似的记载。

关公“解池斩蚩尤”的传说使道教更受皇家的重视。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赐修关圣庙,宋徽宗于1104年(崇宁三年),封关公为“崇宁真君”等,一定程度上受到道教“降神”作法的影响。

明清两代,道教继续抬高关公的地位。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万历皇帝朱翊钧应解州崇宁宫道士张通源之请,赐解州关帝庙日“英烈”。至今,山西解州关帝庙内东西两厢仍保存有相当规模的道教官观。1614年(万历四十二年),张通源又奏请将关公晋封为“帝”。万历皇帝遂赐封关公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并在正阳门关帝庙举行了为期3天的盛大醮典。仪典上,还请全真道士周庀真等设坛供安,镇静方隅,肃清中外。

明清时期,道教门徒还假托关公名义颁降、编制了大量经谶和劝善书,极大地渲染、夸饰了关公的神秘和万能。其中一部分被确定为道士日常诵读之经,收入《道藏辑要》的主要有《忠义忠孝真经》、《帝君诰》、《忠义护国翊运真经》、《正一冲玄孚感灵章》、《护道彰感誓章》、《济世消灾集福忠义经》、《穷理穷性命上品说》等。另一部分则是民间广为流传的俗本,主要有《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关帝明圣经》、《返性图》、《训教法语》、《戒世子文》、《洞冥记》等。《关圣帝君全书》(十卷)及《乾坤正气录》(八卷)等,则是汇编流行善书的文集。善书俗本中的《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因传播广、影响大、注释多,被称为与《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齐名的“善书三圣经”。经谶、善书进一步提高了关公在道教神系中的地位,关公从此成为“管天地人三才之柄,掌儒释道三教之权,上司三十六天星辰云汉,下辖七十二地土叠幽丰,考察诸佛诸神,监制群仙群职”(清咸丰《武帝明圣经·圣帝宝诰》)的道教最高神祗。民间影响巨大的文昌帝君、孚佑帝君在关公的神光闪耀下,作了辅配。善书、经谶的广泛传播也进一步推进了关公崇拜的民间化、世俗化和普及化。

儒家遵行“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因而没有把关公神化,而是把关公“圣”化。儒家除天地君亲师之外,只有五种情况可奉而祀之:“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礼记》)儒家接受并推崇关公的主要着重点,在于关公喜读《春秋》,是儒家始祖孔子“《春秋》大义”的践行者。所谓《春秋》大义,首先是效忠正统王朝。关公封金挂印,弃功名与厚禄如敝屣,效忠复兴汉室的刘备,是“大忠”。关公身系蜀汉事业安危成败,为“兴复汉室”殉国捐躯,是“大义”。关公的“忠义”与儒家崇尚的价值观和伦理标准恰恰合拍。对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儒学发展影响甚大的宋代名儒朱熹在《修后汉通鉴考辨》中,以孙权“袭取关某之类”事例论定:“学者但知曹氏为汉贼,而不知孙权之为汉贼也”,实际上就是对关公“复兴汉室”志向的充分肯定。郑咸所撰《元解州重修关庙记》称:“而侯之忠主凛然,虽富贵在前,死亡在后,不可夺也。”就是对关公践行伦理纲常,抗强扶弱,维护正统的高度颂扬。儒家在朝野之间,以自己区别于佛道两教的特定视角和方式,历经数朝数代,终于将关公塑造成了集纲常礼教、伦理道德典范与神奇勇武、扶佑正统于一身,与文圣孔夫子比肩的“武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