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子彦在专业期刊《史学集刊》上撰文指出,关羽之败,败在吴魏联盟绞杀,但真正把关羽送上断头台的却可能是自家人诸葛亮。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发动襄樊战役,虽然水淹七军,威镇华夏,但最终却导致荆州失守,自身也为孙权所杀。但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整个襄樊之战,首尾长达半年之久,从开始的吴魏使者往来不绝,到后来的曹操不断调遣于禁、庞德、徐晃等率兵增援樊城。如此规模巨大的军事行动,蜀汉方面竟没有采取任何对策。最后当关羽全军覆没之际,蜀军援兵也还是迟迟不至,这引起了后人的纷纷猜疑。

襄樊之战,前后半年之久,蜀汉为何不派一兵一卒?对此,学者多有议论。早年,国学大师章太炎曾提出独特见解,他认为,关羽镇守荆州,手握重兵,骄狂不可一世,不但易代(刘备死后)之后将难以对付,即使刘备健在之时,诸葛亮也很难越过关羽这道屏障而摄取更大的权力。故诸葛亮宁可丢失荆州,也要假吴人之手除掉关羽。章太炎的这个观点很是大胆,但仅仅只是猜测。而朱子彦教授在他的文章中则对此观点进行了深入的论述。

刘备、关羽“自小结契”,刘备绝不会“疏慢”到只作壁上观。

朱子彦在文中指出,当时诸葛亮虽不能执掌军政大权,但他明知关羽攻取襄樊条件并不成熟,且完全违背了《隆中对》提出的待“天下有变”,两路北伐曹魏的战略决策。然《三国志》正文及斐注中均未见诸葛劝谏的记载。

退一步而言,即使刘备宠信、纵容关羽,不把《隆中对》放在心上,但襄樊战役打响后,刘备、诸葛亮不可能不全力关注战役进展的一举一动。尽管川、鄂之间山路阻隔,交通不便,信息传播不甚畅通,但整个襄樊战役从建安二十四年7月开始,至12月结束,首尾长达半年之久,蜀汉作为一个完整的新兴政权,不可能没有任何信息传播渠道。关羽攻襄樊,守荆州兵力不足,加之此时孙刘联盟已呈破裂之势,孙吴随时可用奇兵偷袭荆州,诸葛亮深谙兵法,难道他会掉以轻心?众所周知,诸葛一生唯谨慎,从不弄险,他为何不提醒“疏慢”的刘备?

朱子彦认为,只要诸葛亮负起自己作为“军师”的职责,随时将荆州的“险情”提醒刘备,与关羽“自小结契”、情同手足的刘备绝不会“疏慢”到只作壁上观,对兵败临沮(关羽被擒杀之地)的关羽不以一卒相救。所以真正把关羽送上断头台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家人诸葛亮。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除掉关羽呢?这还要从诸葛亮的抱负,以及关羽的为人中寻找答案。

诸葛亮胸怀天下,关羽无疑是他攫取权力的最大障碍。

朱子彦指出,诸葛亮高卧隆中,声称自己“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实则“藏器在身”,是胸怀大志的。他曾对好友石韬、徐庶、孟建云曰:“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当三人反问他可仕至何官时,“亮但笑而不言”。笑而不言为何?盖因刺史、郡守一类官职皆不在诸葛亮眼中,而其大志所欲则难以启齿告人也。

赤壁之战前,诸葛亮出使东吴,东吴重臣张昭想推荐他侍奉吴主,诸葛亮说:“孙将军可谓人主,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吾是以不留。”“贤”、“尽”两字的寓意深长,必须参而悟之。所谓“贤”,即把诸葛亮看成是“贤士”,对待“贤士”的最高规格无非是以“国士”待之,而“尽亮”就很难用一两句话来表达个中之意。

然而,诸葛亮进入刘备集团以后,其地位和权力也是逐步上升和提高的。其实,刘备对诸葛亮亦并非一开始就推心置腹,君臣犹如鱼水。在刘备称帝前后,关羽、张飞的地位均高于诸葛亮,其他如赵云、庞统、法正、黄忠、马超等人的地位亦不低于诸葛亮,正如大多数史家所指出的:刘备与关羽、张飞的关系比之于诸葛亮显然要更进一层。这对于一心欲谋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诸葛亮来说,这个排他性极强的小圈子是他仕途上的严重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