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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池神庙里的关帝庙考辩庙貌祭祀
2017/11/20 14:50:36   次浏览

李云峰   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

运城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文艺评论家

方圆百二十里之阔的盐池,像一颗明珠,镶嵌在运城市区与中条山之间,熠熠生辉。文化学者和考古专家都公认是它蕴育了华夏文明的肇始和滥觞,是中华民族发祥的直根所在。在这湖池北畔的卧云岗上,自唐代起,就建起了一座专门祀奉盐池之神的池神庙。与两淮、长芦、两浙、四川、云南、洞庭、内蒙、甘肃等海盐、井盐、岩盐等盐区所祀奉的盐神,多是由民间推举的传说人物或历史人物的偶像化相比,运城池神庙里所祀奉的主要神祇,可几乎都是人格化的自然神,而且都是由历代皇帝赐封的。就现存的三座大殿主祀的神祇而言,中间正殿就是由盐池神格化了的“东西盐池之神灵庆公”,西大殿是“条山风洞之神”,东大殿为“雨师太阳之神”。

如果我们翻开由时任山西按察使兼管河东盐的蒋兆奎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 年)刊印的《河东盐法备览》一书,就会读到编著者在第一卷“盐池”的《池神庙》一文当中给我们详尽记载的先后建造于三大殿周围的其他神庙:东侧有太阳神庙、雨神庙,西侧建有土地庙,池神庙下方还有甘泉神庙。而且这些神庙,都被编著者精确地绘制在《池神庙图》当中,与文字所述无二,堪称图文互现。

但是笔者在前面之所以用了“几乎”一词,就是因为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在这众多的自然神祇驻跸的神庙群当中,还曾经有一座也是唯一的一座供奉着历史人物关羽的神庙,那就是关帝庙。

《河东盐法备览》“艺文卷”部分收录的一篇由陕西三原溪田人、光禄寺卿马理撰立于明嘉靖十四年(公元 1535 年)三月的《河东运司重修盐池神庙记》碑文,在开篇部分这样记述了当时关帝庙在池神庙布局当中的位置:

河东运司旧有盐池神庙,其为殿三,其妥神五。中殿神二,曰“东西盐池之神”;左殿神二,曰“条山、风洞之神”;右殿神一,曰“忠义武安王之神”,皆祀典神也。

我们知道,关羽被害前,已有汉献帝赐封的汉寿亭侯爵位;大义归天后,则有后主刘禅追封的壮缪侯。此后他再次得到后世帝王的加封,就是由北宋徽宗加封的名号“义勇武安王”。可是这篇碑文里面记述的,却是“忠义武安王之神”,经查阅帝王加封史料,明嘉靖之前,尚无“忠义”的加封,就是有,也到了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于顺治元年(1644 年)为取得汉民好感,鼓励官民讲究忠义、效忠朝廷而加的“忠义神武关圣大帝”。那么,一个是“义勇”,一个是“忠义”,所指的会是一个武安王吗?

还好,该碑文随后在逐一介绍所祀诸神由来的文字当中,也清楚地介绍了“忠义武安王之神”的籍贯、功德、声望和入祀池神庙的缘由:

夫至若忠义武安王者,解州常平村人也,今池南故里存焉。王学明彝伦之道、身任纲常之重,心无愧于幽独,行可质诸鬼神,非其义也?非其道也?虽公侯轩冕而泥涂之也,虽府库珠玉而尘埃之也,虽国君联姻、宰相深交而污衊之也。如其义也,如其道也,虽万众之中必往而无惧也,虽白刃在前,蹈之而自如也,虽九死一生而不渝也。清比伯夷,信如仲由,以身殉国,为臣死忠,其浩然刚大之气,千古长存。使奸邪知惧、善良知兴,比如日星丽天、山岳拔地,罔不瞻仰祗肃,洋洋乎而如在焉。为老氏言者,又尊而神之,以为雷霆。夫申自岳降,说为列星,盖元气所钟,终还造化,亦理之恒,无足骇者。谚曰“英雄之殁,必为神明”,以驱除虚耗魍魉,以歆禋祀。其此之谓,与礼有之,曰“君子生而敦行能表正乡俗者,殁而祀之社,谓之乡先生”,以兴斯民,礼也。若王者固所以死勤事者,又明神也,又乡先生也,殁而祀之社,以兴后学,以护国福民,不亦善邪?

像这样确证是关羽的文字,还出现在刻立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 年)的《侍御康公特祭盐池诸神碑记》当中。当时“巡西晋兼督鹺政”的康丕扬,为了颂扬盐池发生的冬生盐花这一祥瑞盛事,率众盐政官员举行了隆重的祭祀盐池之神的仪式,祭祀颂扬列位神祇。这其中,也录入了给“武安王之神”关羽的祝文:

矫矫武安,吉称义勇;卫我皇朝,夹翼正统。维此盐池,尤为檄宠;赐庙英烈,威灵炯炯。蚩尤之战,匪公谁驱;崇宁之褒,匪公谁居。矧兹河东,更属枌榆;福国裕民,报礼宜殊。春夏盛阳,颗盐融结;时届玄冬,霜寒凛冽。玉河载凝,琼田飞雪;商税足输,边储无缺。丕扬持斧三晋,阴慕精忠;肇称咸秩,褒然宗工。籍手参宪,殷荐式崇;陈词灌献,爰答宏功。仰祈威严,弘济民艰;为帝左右,为商贸迁。遥池常念,鹾海永填;骈蕃俎豆,永享万年,尚飨!

刻立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 年)的《重修池神庙碑》和刻立于清顺治九年(1653 年)的《重修池神庙碑记》中,也都有类似的介绍和颂扬关羽的内容。

此外,《解梁关帝志·艺文》当中王忬撰写的《嘉靖重修武安王庙记》、吕柟撰写的《嘉靖刻武安王集序》,《三晋石刻总目·运城地区卷》中“常平关帝庙存碑目录”所列的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 年)刻立的《解州常平里重修汉义勇武安王庙记》、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 年)刻立的《重修解州常平义勇武安王庙记》的称谓亦相若,而且还有全国各地重修关庙记载的碑文当中,也不乏“武安王”的称谓。以上列举足以印证供奉在盐池神庙里的这个“忠义武安王之神”,就是三国时期蜀国名将关羽关云长无疑。

如此,该碑文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史实,关羽曾经被供奉在三座大殿的右大殿中,当时被称作“忠义武安王之神”。

至于由皇帝钦赐的“义勇”在池神庙里面怎么就被改作了“忠义”?现在还找不到相关的可以解释的资料,倒是在王忬撰写的《嘉靖重修武安王庙记》当中关于关羽何以秉持“忠义”之志坚贞不改的辨识之论,读来颇有心得。作者在对比了关羽不受曹操高官厚禄的诱惑,坚定追随刘备,“竭力效劳,继之以死”后,做出如下议论:

推王之心,将以昭烈宁无成,吾宁不富,而劳劳终身,是犹不失汉臣也。纷华利害岂足以荡王之心而夺王之守乎?此固忠义智勇得之天赋,而于正名逆分之间有深辨矣,况复天性使然,则其为汉讨贼之心,安得不如是其坚,而纷华利害又恶,足以荡且夺也,若成败利钝则固非以论王也。噫,条山峨峨,鹾池汤汤,王庙居其胜概,而春秋享血食于无穷,则所以报王之忠义者,将万古如一日。况今天下匹夫匹妇,靡不知王之名而慕王之忠义。……巍哉兹庙,固将励人臣子之心,以作忠义之气,而今兹之举,又不为徒然也。

笔者也由作者之论,推想当时臣民们对“忠义”风尚的向往和推崇,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而且在统治者的道德宣传推动下,应该成为官民一体崇尚的道德高标。试想在这样的氛围当中,由某位官员主导,甚至是经由呈报帝王恩准,从而让池神庙的关羽祠庙的名号改变成为可能,但一定不会是随便之举。

据史书记载,在明朝立国之初,皇帝朱元璋在着手整治吏治的同时,对神坛也进行了一次大的整顿,他曾下诏要求“百神之号,皆称初封”,关羽的名号当时实际上又恢复成“汉寿亭侯”。如此看来,无论是解州关帝庙、常平家庙、外地关庙,都保持着“武安王”的称谓,池神庙里面的关庙也保持着“忠义武安王之神”的称号,足见民众崇敬关羽的影响力之大。

这样的祀奉布局,据《河东盐法备览·池神庙》的记述,一直延续到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然后发生了重大改变:

关帝庙先在池神庙右,明万历间,御史蒋春芳大修池庙,分祀风洞于帝庙之故址,另构新庙于左,以祠帝。今庙在池神庙东。

但是笔者研读蒋春芳撰立于万历二十年(1592 年)的《奉敕重修盐池神庙碑记》,发现与《河东盐法备览》的记述并不一致。从碑文内容来看,大修池神庙的蒋春芳并没有像《河东盐法备览》记述的那样,“改为东西池神合祀于中,而以条山、风洞二神配之”,而是明确这样的配祀格局,是始自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赐封以后:

河东运司盐池神庙,历代相沿,厥惟旧矣。我太祖高皇帝底定中原,为百神主,始正其位,号中殿曰“东西盐池之神”,左曰“中条山之神”,右曰“风洞之神”,载在祀典。有司岁时举行,莫或废也。

虽然这样的格局与马理在《河东运司重修盐池神庙记》中的描述相冲突,但至少证明不是蒋春芳做出的改变。而且碑文还告诉我们,蒋春芳在重修的时候,针对配祀左右的条山、风洞二殿矮小简陋于祀奉盐池之神的“爽垲宏丽、雄峙于中”的正殿,觉得“盐虽产于池,而其源则根于山,风行水上,气候相应者也。故盐池虽资于水,而其机则起于风,彼此可相有,不可相无,庙制可并隆,不可偏重”。加上皇帝在他上任前,已经应前任巡盐御史秦大夔之请,为池神庙赐名“灵佑祠”的同时,还诏谕“改造二殿,与池神殿埒”,所以他在修葺的时候,除了修饰正殿外,着重改造了左右二殿,竣工后的景象,碑文里面是这样描述的:“规模气象巍然焕然,三殿并尊,略无等杀,总而标于门额曰:钦赐灵佑祠。皇纶昭扬,凤翥鸾回,照耀及日。”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详细交代万历十九年(1591 年)才巡盐河东的御史蒋春芳重修池神庙的重要细节,就是想试图证明分祀条山、风洞之神的举措并不是蒋春芳所为,如此,将关羽神位迁出右殿“另构新庙于左”的,当然也不 会是蒋春芳于万历十九 年至二 十年间(1591-1592 年)完成的了。况且《河东盐法备览》连蒋春芳另外两通《新建歌薰楼记》和《重修西淡泉亭记》都收录了,如果是他新建了关帝庙,一定会撰文立碑的,《河东盐法备览》也一定会收录其中的,因为已被皇帝封为帝君的关羽的影响力非同寻常,不可能不记下这重要的一笔。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蒋春芳在碑记里连神厨和土地庙的翻修都提及了,为什么却只字未提为关羽另构新庙这一重要工程建设。

笔者和文友王振川进行探讨,他联系到嘉靖皇帝后期崇奉道教,与北宋真宗、徽宗时期有相似的地方,那么在池神庙祀奉关羽的神祠,是不是还发生过不能为臣僚言及的不合乎祖制的改变,却正好被马理的碑文记录了下来。到了神宗时期,神祠的布置重新进行了更正,但是为了避圣人讳,蒋春芳有意在碑文里回避了这些。到了清代,著述《河东盐法备览》的蒋兆奎,才说明了这层变化的始末,或未可知。

总之,就现有的资料而言,尚没有查到关帝庙迁移另建于东侧的确切文献记载。但是可以确定的一个时间节点,假如不是蒋春芳迁移的,那也应该是在马理撰写《河东运司重修盐池神庙记》之后了,仍有待进一步搜集资料详加考证。不过蒋春芳的这通碑文,正好告诉我们,昔日祀奉忠义武安王的右大殿,早已改祀风洞之神了,而关羽也应该安居在三座大殿东侧专门为他建造的庙宇里面,安享着官民们的祀奉。

距蒋春芳重修池神庙诸殿之后五年,由时任巡盐御史吴楷撰文并刻立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 年)的《河东盐池之图》,证明了这一点。在该图上,已经明确镌刻着拥有独立建筑布局的关帝庙:“北边禁墙内,刻有关王庙、池神庙、海光楼、歌薰楼、巡池公署、野狐泉等建筑群。”(见柴继光《运城盐池研究·明代〈河东盐池之图〉析》第 65 页)

只是在地图上,关庙被称作关王庙。而在刻立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 年)的《重修池神庙碑》碑文里,又称作“伏魔大帝关圣庙”。大概因为在此之前的万历三十三年(1605 年),关羽又被朱翊钧加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的缘故。直到刻立于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 年)的《重修盐池神庙诸殿宇碑记》当中,才第一次明确出现了“关帝庙”的称谓。到了清道光十七年(1837 年),同时刻立的《重修盐池神庙碑》和《重修池庙诸殿碑记》里,前一通记作“关帝庙”,后一通则记作“关圣帝君庙”,后者应该是关帝庙在当时的全称吧。

到了清代人蒋兆奎编纂的《河东盐法备览》当中的《池神庙图》里面,则明确地标注为“关帝庙”。在《解州全志》当中,也由郡人李鹏翼绘有明确标注为“关帝庙”的《池神庙图》。

而最后一次明确提及修缮过关帝庙的碑刻,是清光绪十七年(1891 年)刻立的《重修盐池神庙碑记》,文中这样记述道:

……庙前海光楼、歌薰楼、地宝天成坊,庙左右关帝、条山、风洞各殿,太阳、雨师庙以迄甘泉、土地祠,无不次第修举。

引起笔者疑惑的,是“庙左右关帝、条山、风洞各殿”的先后顺序,而且这样的顺序也出现在之前清道光十七年(1837 年)刻立的《重修盐池神庙碑》的记述中:“庙左右关帝庙、条山风洞祠、太阳庙、雨神庙、甘泉庙、土地祠,均次第具举。”这样的排序,让笔者想起关帝庙迁出之前马理碑文里面的排序。因为前文已经明确迁出另建的关帝庙在三座大殿的东侧,条山、风洞二神分祀池神左右大殿当中的。按顺序,应该是先说条山、风洞二祠,再说关帝庙才合适的。而碑文这样的叙述顺序,很容易引起读者的误解,难道说是关帝庙又重新迁回到了西大殿,条山、风洞二神祇又合祀在一起了?应该不会,可能的原因,或许是撰文者因为顾忌关帝名声过大,所以有意提到条山、风洞二神祇之前了吧。

往后,等笔者从由运城盐化局编著的《河东盐池碑汇》碑文里好不容易再次寻见“关帝庙”的字眼,已经是由山西运城盐化局于 199812 1 日刻立的《重修池神庙碑》。可惜的是,只是这样一句话:“……另在原关帝庙旧址上新建了一座重檐宝攒顶庑殿式观湖亭。”

据相关资料显示,关帝庙与东侧隔路相邻的太阳神庙、雨神庙,西侧的土地庙,池神庙下方的甘泉神庙,都已毁于解放运城的战火当中。要想领略这一庙宇建筑群雄伟壮观的胜景,也只能通过《河东盐法备览》当中的《池神庙图》,借助那些位置精确、生动形象的庙宇建筑群的线描画面做一番无可奈何的追想了。

既然已经无法在池神庙看到曾经独享祀奉的关帝庙建筑面貌,笔便想回头考究关羽入祀池神庙的初始由来。为什么在集中祀奉与产盐关的自然神祇的池神庙里面,会独独祀奉一位被偶像神话了的历史人物———“忠义武安王之神”的关羽呢?

他又是何时入祀池神庙的呢但是在三原人马理撰立《河东运司重修盐池神庙记》之前,就盐池现存的碑刻,从明代嘉靖时期往前直至唐朝贞元十三年那块最早的《河东盐池灵庆公神祠颂并序》,都再没有有关“忠义武安王之神”关羽片言只语的信息可资参考,这通碑文也就成为最早出现有关“忠义武安王之神”关羽奉祀在盐池神庙的历史资料。

好在《河东盐法备览·池神庙》一文的按语部分对笔者的这个疑问做出了解答:

若关帝之声灵赫濯,其功更有不可泯者。考之志载,宋政和年间(1111-1117 年)中,解州池水如血,盐课亏损。虚静道人奏曰:“此蚩尤为暴,已有关帝驱之矣。”寻,解州奏,池中大风,霆拔木。及霁,池水如故,盐花盛生,则帝之为功尤显。故特于成庙而外,报享于池,而统曰池神庙。

由明代河东道龙膺撰文刻立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 年)的《重修池神庙碑》,也有这样的记述:

伏魔大帝则汉寿亭侯武安王也。钟神条岳笃阴,池南为王故里。昔在宋大中祥符七年,池灾盐不生,解州奏有彩衣神人言蚩尤为祟,上阴于王,忽黑风走池上,风雷暝(日粤),空中若有金甲铁骑之声,久之,天晴日朗,池水如故,盐复生结,岁乃大熟。嗣阴阴祷辄应,阴感而祠之。

类似的记述,还出现在由清代巡盐御史赵如瑾撰文刻立于顺治九年(1653 年)的《重修池神庙碑记》当中:

至伏魔大帝者,解池南常平村人也。宋大中时,蚩尤祟池,邑人祷帝,忽风雷暝晦,空中有金甲铁骑声,久之天晴日朗、池水如故而盐复生。人争感而与池庙并祠垂祀焉。

如上史料文字都明确告诉我们,关羽因为驱除作乱盐池的蚩尤,“为功尤显”,符合“山林川谷能出财用利民者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的《祭法》,所以受到“崇宁之褒”,即被宋徽宗追封为“义勇武安王”,并特地把关羽祀奉进池神庙内,以报答武安王保护盐池、造福天下的功德。

在今天的中国,“关公斩蚩尤”大概是妇孺皆知的神话传说故事了。这个与“关公战秦琼”的故事一样离奇,明显是由后人编造而成的让隔着许多朝代和数千年的两个历史人物照面打仗的的神话传说故事,不但在民间广为流传,而且竟然还入了官修的志书,真的是奇事一桩。因为它关乎关羽被北宋皇帝追加封号,由此引发后来各朝代封建皇帝一步步神化关羽的起始缘由,也关乎关羽最早被供奉于池神庙的时间,所以就不得不说道说道这个离奇的传说故事的由来了。

记载这个离奇传说故事的古籍,既有元代人胡琦著述的《关王事迹·解州斩妖考辩》一文提到的《古记》、《广见录》,也有明朝王世贞的《弇州山人续稿》,《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三·义勇武安王》,还有清代袁枚著述的《子不语卷一·蒲州盐枭》,《解梁关帝志》和《关帝圣迹图志全集》,包括清代成书的《河东盐法备览》等古籍。这其中,既有小说家言,亦有官员亲修的正统史籍。

由此可知已经具备文字信史的封建时代,由于这种君权神授的立君建国的观念,直接承续了人类文明起始所立足的一个文化认知理念———神明的存在,这 种 神 明认知理念,随 着 时 代的进步,已经 从 自 然神 化 逐 渐演 化 到 祖先神化,并且 形 成 统御 国 家 的国 君 所 具有 的 “ 天子”权威与代表民众意愿的民间众多而庞杂的神仙系统的存在。这种君臣、官民共同认可的神灵观念的具体的表征,就是对有形化的神灵的创造、敬仰与庄严肃穆地予以祭祀的宗教存在。这种折射社会人群精神诉求的宗教形式,一直与人类科学认识世界、适应世界、改造世界的活动相互胶着在一起,在相互作用当中一起行进在历史发展的路途上,并根据某一时期具体环境与事件的需要,以及当事者或决策者的 主 观 意愿,互动生发出可能令今天的人们所无法理解和相信的行为与决策。比如这“关公斩蚩尤”的神话传说故 事 的 产生。

一种说法,就是在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 年),那个装神弄鬼的宋真宗通过“天书”闹剧,把轩辕黄帝认作他赵家的始祖,并诏令赶快修建圣祖宝殿用以祭祀。没想到这个决定,却激怒了当年被黄帝肢解在盐池边上化血为卤的蚩尤,遂兴风作浪,令盐花不生;还托梦给真宗派去查看祭拜的官员,威胁宋真宗如果不拆掉给黄帝建造的宝殿,那他就让盐池永远产不出盐来,祸害百姓。宋真宗信奉道教,于是道教的张天师就给他出主意,让当时竟然是他属下一员神将的关羽前往降伏蚩尤。结果当然是关羽大胜,并再次斩杀蚩尤,盐池恢复了正常生产,而且产量倍增。

由于《宋史·礼志》记载宋真宗梦见的是玉皇大帝,《真宗实录》里记录的宋真宗提出要给上封号的也是“玉皇大帝”,没有提到轩辕黄帝,所以就有学者质疑如上传说,是河东地区崇敬关羽的人们敷衍加工而成的,近现代才出现。

再一种说法,则被记到宋徽宗的头上,发生在崇宁年间 1102-1106 年)或政和年间(1111-1117 年)的主体故事大致相仿,只是在关羽斩杀蚩尤后,加上了宋徽宗想见见这位虚静真人麾下神将的情节,并且描述宋徽宗在见到“大身克庭”的关帅后,颇感惊惧,遂慌忙拈起一枚崇宁钱投给关帅,并许封“崇宁真君”。今天解州关帝庙和常平家庙两处都有的崇宁殿,便是由此追封而来。

还有一种说法,又把这个故事提前到徽宗之前的宋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3 年),并且把张天师荐请改成关羽因为享受解州本地“血食”而自愿为之,更离奇的是把张飞也拉进来协助,还出现了蚩尤的老婆。《河东盐法备览·运治》“坛庙”篇所载的城北“宁济寺”,祀奉的就是“汉关圣暨张桓侯”,言明“相传二神曾与蚩尤冥战,以护盐池,故祀之”。

综观古往今来如此这般莫衷一是的杂乱记述,从中完全可以体现出民间文学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由此留给后代文化学者们的嘴官司,恐怕真的是难有统一定论的时候。

好在南宋史学家李焘在《续通鉴长编》里,并没有记录这些灵异故事,而是如实记录了人工修复盐池的史实:

崇宁四年(1105 年)六月丙子,御崇宸殿。以修复盐池,百官入贺。解池为水浸坏八年,至是始创开四千四百余畦,积成盐宝故也。

《河东盐法备览·盐池》“祥异”篇也载有“崇宁元年(1102 年),遣内侍修解池,四年池成。凡开二千四百余畦,百官入贺。”

元代学人胡琦在《解池斩妖考辩》一文当中,就此考辩指出:

琦谓解池神怪之说,参诸前史,止称有八年之水,君臣以修复而称贺,无召天师平祟之文。而两出于传记小说,一见于祥符时,一见于崇宁时,二天师出力居多,想多张氏世济其说者也。

也就是说,这“解池斩妖”的灵异传闻,大概都是获得世袭罔替“张天师”尊称的张陵张天师家族中人逐渐增添附会的内容。

针对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并且一直影响到现在的这一特定的文化现象,文化学者王振川在《“解池斩妖”之再考》(见《关帝庙》2013 年第一期第 24 页)一文中发表了自己的研究观点,认为这个传说应该出现在关羽被宋徽宗追封为“忠惠公”的崇宁元年(1102 年)前后。因为这一时期,解州盐池的确经历着一场罕见的水涝灾害,并导致盐产锐减,严重影响到朝廷税收。北宋朝廷在采取大规模的修复工程当中,由于宋徽宗崇信道教,因而采纳道教徒的意见,诏示大力崇信关公,由此导致产生出以关羽衬托突显道教天师神奇本领的“解池斩妖”的民间故事。所以宋徽宗才会在道教徒的说辞影响下,做出赐封关羽“忠惠公”、“崇宁真君”,而后不久又一再加封关羽为“武安王”和“义勇武安王”的举动。

关于“忠惠公”的追封,王振川这样阐述道:

“忠”字不必说了,关公一向以“忠勇”而著称。这个“惠”字就值得推敲了,“惠”指恩惠,一般和经济、财物有关。关公活着的时候,是员武将,并没有振兴经济恢复民生等活动,和“惠”字挨不上边。笔者认为,宋徽宗在崇宁元年盐池受灾的关键时期,赠送给关公一个“惠”字,最主要的目的是请他保佑故乡的盐池生产,恢复国家的税收。

作者在这篇文章里还分析道:“‘追封’当然不是发个文件说说就完了,肯定还配套了相关的修缮庙宇、祭祀庙会、宣传造势等一系列大型活动。”

根据一些古籍记载,在这个神话故事出炉后,还当真安排了许多实际的行动来配合造势,《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三·义勇武安王》里是这样记述的:

帝嘉其功,遣王钦若赍诏往玉泉山祠致祭,以谢神功,复新其庙,赐庙额“义勇”,追封四字王,号曰武安王。

《关帝圣迹图志全集卷九·解池斩妖》记述的则比较简单:

上达悦,遣使致祭,仍命有司修葺庙宇,岁时奉祀。

从这两条记载当中,给我们传达出两条有意义的信息。其一:当时的玉泉山已经有祭祀关羽的庙宇接受官民祭祀;其二,历史上宋徽宗追封关羽“义勇武安王”的封号,与“关公斩蚩尤”这个神话故事的出现有关,或者依照王振川的见解,与解州盐池发生水涝灾害这个重大事件有关。

这就回到本文所要探究的问题上来了,即作为事发地的解州盐池地方的官民们,他们在配合朝廷圣旨而进行的“修缮庙宇、祭祀庙会”活动当中,会有怎样的表现呢?诚如《池神庙》一文所记述的那样:“故特于成庙而外,报享于池,而统曰池神庙。”应该就是在供奉池神的庙宇西侧,新建庙宇,把已经追封为“义勇武安王”的保护盐池的功臣关羽供奉其中,对外仍然统称为池神庙。

经过一番梳理,在明了了关羽入祀池神庙的由来始末之际,也令笔者心生感慨。

综观这一则由统治者和盛行一时的道教徒联手编造的“关公斩蚩尤”故事在历史事件当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导致的结果,以及所产生的持续而久远的文化影响力,不难想见附加在关羽身后的种种神话传说的共通的影踪。

但是为什么类似的丰富故事都要被攀附到故去的关羽身上,而不是岳飞,或者文天祥等众多的民族英雄身上呢?这显然与关羽生前为人处世大气磅礴、威名远播、忠义仁勇的精神得到后世推崇有关,其自身高洁的品格自然就会产生巨大的吸附力,使得民间力量与统治阶级根据各自的需要而相互作用,通过对关羽这个历史人物生前身后丰富多彩、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真假莫辨、虚实融会的事迹与传奇的口碑传颂,并最终得以共同塑造出这么一位古往今来得到全民族高度认同的神格化的精神偶像。

这大概就是关帝庙的建庙史如此久远、并遍及海内外、香火不断、生生不息的原由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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