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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关公,两岸信仰——关公在台湾
2014/9/29 10:22:13   次浏览

作者    杨明珠

 

2013年3月29至4月18日历时21天的 “两岸关公文化巡礼——关公祖庙圣像巡游活动”,纵贯台湾南北14个县(市)160余座庙宇,有400余万台湾信众参与,活动规模大、参与人数多、仪式层级高、时间跨度长,为海峡两岸共同弘扬关公文化,加强两岸文化交流、增进两岸人民情谊、推进两岸多方面的合作谱写了新篇章。在此,我们谨将自己对台湾关公文化方面的所见所闻及所识所想等,分享给关注和热心关公文化的诸位同仁。权作抛砖,以期引玉。

 

一、台湾关公信仰的历史渊源

关公是台湾民间最为崇敬的神祇之一,台湾的关公信仰与大陆有着极其深厚的历史渊源。根据相关文献资料记载,按照历史时间的线索,台湾的关公信仰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明郑时期台湾关公崇拜的开始缘起。台湾明郑时期,是指台湾在 南明永历中后期间(1661年-1683年),由明朝(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所建立的明郑(南明)政权统治的时期。郑氏王朝政权在台湾历经郑成功 、 郑经 及郑克塽[shuǎng]三世。史称为延平王国、郑氏王朝、郑氏 王国、郑氏治台时期 。当时西方人则称之为台湾王国、福尔摩莎王国。明郑为台湾历史上第一个汉人政权,建王都于东都明京(后改为东宁,所以又称东宁王朝),即今台南市所在之地,虽奉南明正朔之永历年号、礼遇许多明王朝宗室,但实际上是一个独立行政、以郑氏家族中人为最高元首的独立王国。文献资料表明,关公信仰在明郑时期开始传入台湾。明朝末年福建移民开始在台湾定居,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开始了闽粤人移民台湾的高潮。闽粤人在移入台湾的同时,也把关公信仰带入了台湾,关公作为移民的保护神进入到台湾的民间信仰中。加之关公作为明朝官方祭祀的重要神祇,为巩固大明政权,官方着手兴建关帝庙宇。据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蒋毓英纂修的《台湾府志》庙宇条记载,当时的关帝庙宇主要集中在台湾南部,随着后来移民的大量迁入,关公信仰逐步遍布台湾。
       第二阶段:清治时期台湾关公崇拜的逐步发展。清治时期,又称清领时期,是指台湾由1683年 施 琅攻台至1895年 甲午战 争 后割让予 日本 为迄,由 大清帝国 实质统治的时间,共212年,为 台湾历史 到目前为止持续时间最长的分期。此间,台湾对关公的敬奉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主要的表现之一是新建的关帝庙约有三十三座,几乎遍布当时台湾的大城市。关公信仰之所以在这一时期迅速传播,与当时台湾大量移民的迁入有关,同时与官方的倡导,与军人、郊商(台湾地方的一种商业集团,也称“郊行”或“行郊”,是由若干经营同一类货物,或前往同一方向、地区贸易的商家所组成的行会性商业团体,加入行郊的商号便称为“郊商”)以及当地普通民众的推崇也有很大的关系。
       第三阶段:日据时期台湾关公崇拜的演变。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被迫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开始了日据台湾的五十年历史。在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三个小的阶段。一是在日本占据台湾的前二十年,实行不干涉政策,但是仍有一些措施限制台湾的宗教信仰自由。二是在西来庵抗日事件后(1915年,在台南地区发生的一起轰动全台、历时最久、牺牲最惨的抗日事件),日本方面开始调查全台的宗教信仰,调查的成果是由日本学者丸井圭治郎编纂的《台湾宗教调查报告书》,书中记载当时有132座关帝庙,这与晚清时期的全台四十几座的统计数字增加三倍左右。一方面是这个统计数字包括规模较小的关帝庙,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出现了另一种信仰类型——鸾堂。鸾堂是台湾民间信仰颇为兴盛的宗教流派,又称鸾门、圣堂、圣门、儒门,或称儒宗神教、儒宗圣教、儒宗鸾教等。是指以“扶鸾”进行神人沟通,并正式将扶鸾作为例行性的宣教活动的民间宗教机构,主张以儒为宗、以神为教,主祀三恩主公(主神为关圣帝君、另祀孚右帝君、司命真君,尊称为三圣恩主)。三是卢沟桥事变后,开展皇民化运动,着手全面整顿废除政策,其中着手整理寺庙成为活动之一。包括关公信仰的台湾民间信仰在这一时期面临严峻的形势,大部分神像被烧毁,庙宇被拆除。

第四阶段:光复以后台湾关公崇拜的全民化趋向。1945年,八年抗战结束,日本向同盟国投降。根据四大同盟国的协议,日本应当归还所有侵犯其它国家的领土。于是台、澎地区归还中国,台湾光复,台湾的关公信仰也逐步恢复,新建的关帝庙不断增加。关帝的神祇角色逐步向全能神转变,祈雨、祛病、求财、求学等等,几乎无所不包。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深入,使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有更多的机会回到大陆,其中不同形式的“关公文化交流团”成为主要的力量之一,通过到大陆关帝庙宇祭祀关圣帝君,为两岸关公文化的交流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通过关公文化这一载体,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与认识,促进了两岸同胞对民族文化的认同,这是关公文化在当代社会中所具有的全新价值和作用。

 

二、台湾关公文化的主要现象

笔者在这里所要阐述的关公文化现象,是以关帝庙宇为主,以及围绕关帝庙宇这一信仰空间的祭祀仪式。

(一)台湾的关帝庙数量及建筑风格

台湾奉祀关公的庙宇究竟有多少,众说纷纭,不知何据。通过长时期多方面比较深入的访问和查询,我们了解掌握到一些比较确切有且权威性的数据。主要者有以下几种说法:

1、据日月潭文武庙资料,现存有600多座关帝庙。

2、中华世界关圣弘扬学会资料显示是800余座。

3、据中华道教关圣帝君弘道协会介绍,目前全台登记在册的关帝庙有735座,属于地方上的主要宫庙约有250座。

4、据台湾道教协会资料显示,经台湾当局有关部门登记备案的主祀关公的庙宇有600余家,没有登记、但是有一定规模的有1000多家;小规模家庭式的神坛,如类似新竹慈明堂者至少有2000多家。

从以上的数字可以看出,台湾现存的大型的关帝庙, 至少有600余家以上,小型的关帝庙更是难以计数。

台湾的关帝庙建筑,或雄壮宏伟,或小巧玲珑,皆金碧辉煌,精美绝伦,雕梁画栋绘龙描凤之艺术堪称精湛,主要分为三种样式:

第一种有牌楼和庙埕,庙宇结构或以华南式为主,或以华北式为主,或将两者结合。如云林县四湖乡的参天宫。

第二种是院落式,有二进或三进,多以晋闽风格为主。如台北市行天宫。

第三种为宫殿式,以二层及多层为主,以层代殿。如:高雄市苓雅区的关帝庙。

台湾有很多著名的关帝庙,比如祀典武庙。该庙位于台南市永福路,以其建庙之早、文物之丰、格局之壮伟,地位之尊崇,被称为祀典武庙,是台湾十六处一级文物之一。武庙的历史,相传为十七世纪中,郑氏王朝所建小型关帝庙(关帝厅)扩建而成,但并无相关文献证明。不过可确定的是一六九〇年与一七一七年時该庙已确定存在,并已大修过两次可追溯到郑成功收复台湾之时。康熙元年,郑成功率师东征,匡复台湾,建承天府署于普羅民遮城。四年后郑经在承天府署正南方建关帝庙、佛祖厅,即现在的武庙。这里还供奉着关帝始祖,清雍正三年,敕封关帝三代公爵,武庙特制神牌供奉于后殿,每年春秋及五月三次大祭,后殿定名为三代厅,关帝庙定名为祀典武庙。武庙分三进,第一进奉祀关公;第二进为武圣三代祖先;第三进是观音菩萨与十八罗汉。后进有西社和小花园,为古代文人吟风弄月及南管音乐的演练之所。

台湾的一些关帝庙,其名称表面上与关公无关,可是主祀神却是关公,如台湾彰化县员林镇的玉皇宫只祭祀关公。大多数关帝庙以道教为主,但是也有一部分属于佛教管理,如基隆市的济安宫。有的关帝庙是佛道教合一,如云林县的天瑶宫。在台湾,一部分关帝庙有多种名称,如云林县斗南镇的文武圣庙又称感修堂。由于台湾神祇的多样性,也为一些关帝庙进行多神共祭提供了条件,即合祀庙宇。

台湾关帝庙宇中富含传统的中国文化元素。如祥龙献瑞,双凤含珠,象、虎、松、鹤的浮雕;亦有与三国文化有关的“刮骨疗伤”、“单刀赴会”。同时将风水观念与装饰审美结合起来,出现“左青龙、右白虎”的图案。从台湾关帝庙宇中可看到福建匠师、台湾匠师以及客家匠师的不同风格,彰显了台湾作为一个多元文化汇集的区域。

作为祭祀关帝的主要神圣空间,台湾的许多关帝庙也已成为地方活动中心。很多庙宇积极参与主办传统节庆,参与慈善活动,开展系列文化活动等,承载的大量活动凸显了关帝庙宇的功能转换。

(二)台湾奉祀关公的表现形式

关公信仰对台湾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台湾各界人士往往通过多样的仪式来祭典关公。

(1)祭典仪式的丰富化

通过祭典活动这一显性方式,来祭典关公。主要包括:举办宴席,多数是以流水席的方式,场面宏大,参与人数多;邀请梨园戏、歌仔戏以及布袋戏等台湾的地方戏曲进行酬神表演,其中最有特色的是跳“佾舞”,“佾舞”所表现的威武气势,正符合关公武将的身份,也是通过“佾舞”来达到祈福驱邪的目的;举行绕境仪式。比较大型的祭典活动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行终献礼→献舞→献币→献帛→献桃→献面→三跪九祀→齐跪→叩首→再叩首→三叩首升→齐跪→叩首→五叩首→六叩首升→齐跪→叩首→八叩首→九叩首升。

(2)祭典时间的多样性

祭祀关帝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农历正月十三日、五月十三日、六月二十四日。台湾南部的祭典,比较重视五月十三日,北部地区以正月十三和六月二十四为主。如新庄武圣庙奉祀武圣关公,分春秋两祭,春祭农历正月十三日(正月十一日至十五日五天法会),秋祭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六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五天法会),农历五月十三日、十月三十日分别祭祀关平太子及周仓将军。农历十月一日开始接受光明灯登记,十二月十五日谢灯谢平安。

(3)祭典性质的宗教性

台湾祭典关公的仪式往往与宗教密切相关。比如祭典关公的代言人往往由驱邪仪式的祭师来担任,使这一角色在当时的场景中,使他们变成了镇压邪魔的一种工具,蕴涵着符咒一类的力量,成了驱鬼活动里的另一种凭借。

这种宗教化也体现在某些酬神戏曲中。如扮仙是北管重要的表演项目,又称“吉祥戏”、“例戏”、“吉庆戏”、“开场戏”、“帽儿戏”,大多在庙会庆典、祝寿喜庆等场合应用。是指在上演正戏前先行演出的一系列仪式短剧。这些固定的传统仪式剧目,内容一般和正戏无大关联,但经常和当时的演出场合有关。演出扮仙戏更有宗教上的仪式功能,而这种仪式功能,最重要的是除煞和祈福。除煞和祈福相辅相成,是一体的两面。不同的剧目母题,在相同的场合上演,有着相同的功能和意义。通过扮仙戏演出而完成的宗教仪式,具有一定仪式上的“灵效性”,重塑他们未来的“生命处境”。如笔者所了解的扮三仙、扮八仙等都是属于这类宗教性的酬神戏曲。

同时这种宗教化的表现形式是与信众的愿望有关。笔者在台湾发现《礼愿》:祈求 慈尊关公俯垂默佑。一愿国运遐昌,版图永固;二愿元首康泰,群僚忠良;三愿三界咸宜,山海倍利;四愿四民福臻,安居乐业;五愿五洲和谐,争端永息;六愿六合澄清,世无污染;七愿七祖超升,常处玉京;八愿八表安宁,灾星匿形;九愿九天庇佑,大降祯祥;十愿十万有庆,人间升平。

《礼愿》既有民众的普通愿望,更有涉及国家、社会的宏大愿望,凸显了民众对于关公的祈愿,同时也彰显了关公这一神祇的全能神角色。

(4)信仰空间的多重化

一是信仰空间的公共性与开放性。以关帝庙为核心的祭典空间,将不同行业的个体聚集到庙宇之中,人们在特定的时间,在关帝庙宇这一神圣空间,通过求签占卜等形式,以求自身的诉求得到解决,获得精神上的慰藉。

二是信仰空间的神圣性与世俗性。关帝庙作为关公信仰空间,其神圣性不容亵渎,这是神灵的供奉之所。我们也要看到信仰空间更发挥着为普通民众解决精神出路的作用,如通过抽签、占卜等方式来与关公的交流。

三是信仰空间的构建是多种角色共同作用的结果。如官员、知识分子、商人、民众等多种角色共同参与到信仰空间的构建之中。官员是把关公作为引导民众的一个标志,着重突出其忠义仁勇礼智信的精神内涵;知识分子作为文化传承和流变的直接见证者,他们有责任和义务去记录;商人更多的是求财,山陕会馆也成为商人信奉关公的见证;民众作为信奉关公的一个巨大的群体,他们更多的是祈求关公的护佑,在护佑的背后,其实体现了中国民众对神祇的一种敬畏。

(4)祭典交流的纵深化

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深入,信仰政策的放缓,使越来越多的台湾和海外华侨有更多的机会回到大陆,其中不同形式的台湾“关公文化交流团”成为主要的力量之一。台湾方面通过到解州关帝祖庙、常平关帝家庙谒祖寻根,祭祀关圣帝君,为两岸关公文化的交流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通过关公文化这样一个平台,在更多的方面增强两岸的文化交流,并带动经济产业的发展。

 

三、台湾关公文化研究传播机构

在台湾,随着关公文化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有越来越多的机构为关公文化研究和传播做出了卓越的努力。这些机构以研究和传播关公文化为己任,同时也推动环保节能、动物保护、端正礼俗、两性平等以及反毒宣导、社会公益等。如中华道教关圣帝君弘道协会、台湾关公文化协会、台湾道教协会、中华世界关圣弘扬协会、桃园明圣经推广协会等众多机构。其中台湾关公文化协会的简介上就这样写道:为发扬关公忠义精神,倡导传统道德文化,落实三纲五常,以仁、义、礼、智、信,净化人心,开启信仰文化新境界,引领启发人性中正信正念的显露,祈能为社会注入一股忠义正气而尽一己之力,效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及关公醒世格言:“读好书、说好话、行好事、作好人”以达律己及人,有缘将中华传统信仰道德文化薪传下一代。

 

四、台湾对关公精神的表述

大陆以“忠义仁勇”作为关公文化的精神内涵,在台湾,则大概有三种说法:

一是仁义礼智信。他们往往通过关公的事例来进行阐释。如用“千里寻兄”来体现关公的仁;用“义释曹操”来体现关公的义;用“秉烛达旦”来体现关公的礼;用“水淹七军”来体现关公的智;用“单刀赴会”来体现关公的信。

二是忠孝节义。倡导要忠于国家,孝敬父母,强化气节与操守,担当正义。

三是忠孝廉节。当政之要在于兴一方,为政之要在于敢创新,治政之道在于求民安,施政之本在于洁自身。此处的“廉节”,可谓迎合了当下所倡导的风清气正的干部行为准则。

总之,无论是哪种说法,万变不离其宗,其中都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与伦理,渗透着儒学的春秋精义,这些都是中国古代社会所提倡的和所崇尚的道德准则,也是中国社会基础性的道德伦理价值观。正如于右任先生的对联:“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这就是对关公精神最好的总结和概括。关公的人格力量、风骨和气节一直都在激励着华夏儿女要胸怀民族感、爱国心。关公在台湾,不仅仅是对一个神袛的敬仰,更是通过关公这一神祗,对中华文化精神的传承和弘扬,这在无形中也增强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五、关公信仰对台湾社会的影响

关公信仰从明郑时期开始传入台湾,通过上层统治者的倡导以推行政治教化,到逐渐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当下关公信仰的社会职能作用逐步凸显。关公信仰对台湾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影响。台湾开辟之初,为典型的农业社会,尤其是随着闽粤等地移民的涌入,关公信仰在稳定移民心理、凝聚精神力量方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同时,统治者通过关公的忠义精神,对广大民众进行教化,来维系社会道德。

二是对工商社会的影响。在当下社会,关公信仰原有的政治教化功能逐步弱化,进一步在文化、经济、政治、社教、娱乐、慈善、教育等方面产生作用。如台湾行天宫以宗教、文化、教育、医疗、慈善等来服务社会,进行公益关怀。

三是对广大民众的影响。在台湾,关公的神祗角色主要包括战神、驱邪神、保护神、武财神、医药神、求子神、考试神等等。关公其驱邪的功能与当地丰富的民俗活动结合在一起,也为台湾民俗活动的传承产生了积极的意义。民众信仰的功利性色彩往往增强了关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因此,在台湾,祭拜关公已经成为官方和民众共同的心里寄托,这也是关公在台湾产生较大影响力的原因之一。

总之,关公信仰之所以在台湾产生了重大影响,与其社会性、政治性以及社会功利性都有很大的关系。关公忠义仁勇礼智信的道德行为,成为社会民众行为规范的典范,其政治性也稳定了官方对台湾民众的影响,并进一步推进了关公信仰的传播。在台湾,我切实的感受到台湾民众对关公的敬仰和虔诚。不论男女老少,无论何时何地,都是顶礼膜拜。他们的活动也是充满着浓郁的民间文化气息,一代代传承着民族文化的血脉,这对于我们举行的关公文化活动,都会带来有意的启迪。

此外,在台湾,我们不仅能领略和感受民众关公信仰的热度及其关公文化在台湾的生命力,也能时刻感受到台湾对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他们的许多关帝庙如新庄武庙等,都被分级列入重点文物古迹保护之中。设有专门机构、专职人员管理。如果文物建筑需要维修,要经过严格的报批,并严格履行维修的程序。台湾也非常重视利用庙宇来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孝善文化,对民众进行“润物细无声”的传统伦理教育和道德培养,主要做法就是在庙内专设书架,上面摆放多种由信徒自行捐印的精美图书,提供大家阅读,也可免费拿回家。对于青少年学生,他们则通过组织诵读《弟子规》比赛、讲说《二十四孝》故事等活动,劝人行善,教人上进。

大陆与台湾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台湾的宗教信仰历史悠久,信众众多,尤其是对关公的信众更甚。台湾的关公信仰与大陆有及其深厚的历史渊源。自从两岸文化交流以来,通过关公文化这一载体,在更大程度上增进了彼此的共识,促进了两岸同胞对民族文化的认同,这是关公精神和关公文化在当代社会中所具有的全新价值和作用。也希望通过类似的活动,造福社稷,祈福天下。市委书记王茂设指出:“以关公文化申遗为契机,让河东文明走向世界。”希望以此次关公巡游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台湾与运城的合作与交流,让更多的民众认识台湾,了解台湾,使我们借鉴台湾在文化传承、文物保护以及文化产业等诸方面的做法,使我市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