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把关羽崇拜推上了历史的最高峰。这一方面是明代崇拜的继续；另一方面还带有少数民族的特点。还是在关外之时，满洲君臣对关羽的崇拜就不弱于关内的汉族族群。在他们定都盛京（今沈阳）后，就在皇宫后门地载门外为关羽建庙，并赐额联“义高千古”。后入关定都北京后，仍在皇宫后门地安门外为之建庙。每年五月十三日致祭。顺治九年（1652）封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从此，“武圣”关羽在地位上、享受祭祀上、以及所能享受的各种待遇的规格上都是与孔子相等同了（雍正皇帝甚至亲自参与祭祀关羽）。朝廷倡导建立关帝庙，从此关帝庙遍及神州大地。

虽然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经过数百年的酝酿逐渐发展来的，但是仔细想来仍然有些令人不解。用封建时代的标准看，称姜子牙为“武圣”还合情合理，因为他是中国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功成名就的大军统帅，并打胜了一场在当时人们看来是正义的战争。他还是周文王、周武王的老师，是周代的开国功臣。传说他又著有关于谋略的书籍——《六韬》。而以关羽这位兵败被杀、事业不成、而又没有其他功业的普通武将来替代姜子牙这位统帅总是使人感到不当。然而事情毕竟这样发展了，而且广大平民百姓也都接受了。应该看到统治者的意志和他们的宣传与教化的力量还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当然，满清统治者这样做也是有他的理由的。还是在满人入关以前，顺治皇帝就引“桃园三结义”的故事与蒙古可汗结为义兄义弟，自称“刘先主”，称蒙古可汗为“二弟”，并和蒙古相约：要结成名为君臣，实则兄弟的亲密的关系，以对付强大的明朝（蒋瑞藻《小说考证拾遗》）。当时顺治不过是个十来岁的小孩子，这个说法肯定是他的谋臣为之策划的。然而这种做法，无论是从文化心理还是从年龄心理上来看，顺治小皇帝都是容易接受的。

满人入关取得了全国的统治地位后，对于胜利的轻易取得，感到有些意外。他们觉得自己以少胜多，是受到了关老爷的护佑的（因为初入关的满洲将领，在行军打仗多从《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吸取灵感）。于是他们更加崇拜关羽，把关帝庙推向全国各地，并在宫中设立关羽神位，岁时祭祀。清统治者还编造了一些神话故事以神化关羽和自己。

从宋代以来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少数民族的人们更易于接受对关羽的神化与崇拜。金、元、清统治者与宋、明统治者相比较，他们的崇拜热情更高一些。我想，这除了说明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热情普遍较汉族高一些之外，还由于统治的需要。满洲人要在汉族居住地区以少数人的族群统治多数人的族群，必须要接受多数人族群的文化。经过数千年发展的汉文化博大精深，对于文化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的统治者来说这是一个难题。要全面掌握“经史子集”，吸取其统治经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于是他们找了个捷径，就是通过阅读《三国志通俗演义》，掌握军事经验和统治经验。魏源在《圣武记·:武事余记》中记载，清朝建立后，统治者就命令把《三国志通俗演义》翻译成为满文，与《通鉴》《孟子》定为“官书”，用作教育满洲贵族掌握汉文化的教材。因而，有清一代，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八旗兵丁大多爱读《三国志通俗演义》。乾隆之间，由庄恪亲王主持编纂了连台本大戏《鼎峙春秋》，演出三国故事，也让宫中后妃受些三国故事的教育。这个戏常常在宫中演出。当有关老爷出场时，即使是帝王后妃也要站起身来走一走，以表示对关老爷的崇敬。在帝王的带动下，在清代对关羽的崇拜达到最高峰。这是由游民崇拜影响到整个社会的一个例子。

当然，应该看到对关羽崇拜的认真与真诚恐怕还是结为秘密团体的游民和加入了江湖行帮的各种艺人。这一点，我们从过去戏剧演员在演出关公戏时的虔诚与礼敬，以及为此所设立的种种禁忌就可以看出一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