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与宋代以后，总的说来关羽的地位是不断提升的，对他的崇拜也是不断加强的，不过其中也有曲折，在明朝初年就有过一次跌落。《明会要·:礼六》记载：

洪武三年（1370）六月，定诸神封号，凡后世溢美之称，皆与革去。天下神，无功于民，不应祀典者，有司毋得致祭。

这种连神仙也须循名责实的做法，似乎目的是精简仙班，对滥竽(所谓“溢美之称”)其间，要予以全面清理了。实际上并没有精简多少，可以说雷声大，雨点小吧。不过关羽倒是优先被降级处理的，他被恢复原来的封号和谥号，即汉所封的“寿亭侯”（应为“汉寿亭侯”）和蜀汉所谥之“壮缪侯”。为什么到了明初会发生这样一个大转变呢？史无明文，很难确切地作出解释。只好结合朱元璋的其他作为，及其一些想法做些推测。洪武二十一年，皇帝下诏“罢庙祭，去王号”，这种普遍扫荡“王号”的做法与现实生活中的大量封王的政治实践恰恰成为鲜明对照，但是两者都是为了巩固政权服务的。朱元璋在明朝秩序稳定之后，感到舞枪弄棒对于社会的安全是个威胁，于是便革除了数百年来一直与“文圣”孔子同享祭祀的“武圣”姜太公，自然那些从祀历代的武将、名将（关羽也是其中之一）就没有了着落。朱元璋的借口是“文武一体”，实质上是重文轻武，这是宋代以后统治者的惯技。以“武”著称的历史人物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贬抑。

我们前面说过关羽崇拜与江湖艺人的创作密切相关，而且这个形象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游民的思想与作风。朱元璋本身是游民出身，而且是典型的游民，所以他才被乞丐奉为“丐帮的祖师爷”。游民对朱元璋尊奉是有点趋炎附势之嫌的，因为朱元璋毫不买他们的账。在朱的眼中游民是百姓中的渣滓、社会的蠹虫的。这种人“村无恒产，市无铺面”，又“绝无本作行商”，只能做坏事（皆见《大诰》）。朱作了皇帝对这等人决不手软，多次予以严厉打击，并采取了严密的控制手段。朱元璋经历元末的社会大动荡，饥饿与动乱把大部分人都运动了起来。朱元璋本人也做过游方和尚，以求得一饱。他知道这些能够流动的人群的颠覆能量，因此，必须禁绝。可是从传统习惯来说，社会本来是允许一些人流动的，如和尚、道士、商人、学子以及一些在农村或城镇丧失了生产和生活资料的人们。朱元璋连这些人也都使用各种手段，把他们控制起来，使其流动的范围缩小到最小范围之内，或者根本不许他们流动。例如和尚、道士也不许他们游方挂单，被固定在寺庙之中。读书士子，不许他们在寺庙借居（这是历朝历代都允许的）。商人流动要由基层政权组织开路条。对于那些胆敢擅自流动者或游手好闲者徒，人人皆可绑缚送官，官若不受，可直接送到京城，一路不许任何人阻拦。如果地方与宗族对于游民不问不管，不予打击，则要受到株连。

上面说过，关羽崇拜是与游民文化的兴起有一定关系的，关羽被生活中的不安定者视为保护神。当这些生活中的流动者受到如此严厉的限制和打击的时候，其保护神自然也就随之黯然失色。当然这只是明初最高统治者对关羽的态度，民间的关羽崇拜也还在发展，正如生活在明洪武中期以后的方孝孺所说：“穷荒远裔，小民稚子，皆知尊其名，畏其威，怀其烈”（见《海宁关帝庙碑记》）。明初关羽戏曲大量出现也是一个例证。另外，这种贬抑也没有持续多久，到了正德、嘉靖之间，对关羽的崇拜又有所升温。万历十年（1582）封关羽为协天大帝，万历二十二年应道士张通元之请，进关羽爵为帝，关羽庙为“英烈庙”。万历四十二年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掌管神鬼人三界了。这时，他已经成为道教中的重要的神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