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将风采

魏文帝君臣皆称关羽为蜀国“名将”。这种赞誉符合历史真实吗？回答应当是肯定的。曹操最著名的谋士郭嘉称：“张飞、关羽者，皆万人之敌也”。魏国名臣程昱也说：“关羽、张飞皆万人之敌也”。《三国志》作者陈寿云：关羽、张飞“皆万人之敌，为世虑臣”。当时人常称誉武将“为万人之敌”，谋臣为“万人之英”。这里“万人”乃多的概数，武将言其武勇胆识、武艺超群；谋臣则言其立国安邦，文武谋畧在众人之上。曹魏谋臣刘晔更说：“关羽、张飞勇冠三军”。孙吴名臣周瑜称关羽“皆熊虎之将”。吕蒙数称：“关羽实熊虎也”；“关羽素勇猛，既难为敌”；“关羽骁雄”。陆逊称关羽为“当世雄杰”；关羽有“骁气”。这里所谓“熊虎”，虎为百兽之王，熊乃兽中之凶猛者，以此喻关羽乃武将中之佼佼者。所谓“雄杰”、“骁雄”、“骁气”，都是指关羽具有名将的英气、骁勇和风度。总之，上述诸人对关羽的各种称道，表明在关羽身上体现了名将所应该具有的骁勇非凡、武艺绝伦、所向无敌的英雄气概和素质。

关羽的名将风采，集中表现在他同袁绍大将颜良的一次战斗中。建安五年（200年）四月，北方两大军事集团袁绍与曹操在逐鹿中原时，相持于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北）。袁绍遣大将颜良攻曹操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今河南滑县东）。曹操派张辽、关羽为先锋，阻击颜良军。据《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记载：关羽“望见（颜）良麾盖（指大将征战所乘戎车，设幛麾张盖），策马剌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袁）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之围”。陈寿这段有声有色的记载，将袁曹两军主将对阵时，关羽所表现的雄杰、虎威、骁勇的名将风采形象，活灵活现在读者面前。关羽“剌良”，显然是用长戟或长矛，斩其首是用大刀。长戟、长矛、大刀乃是当时武将和兵士常用的武器。张飞也用长矛杀敌。曹操骁将典韦临战，“但持长矛撩戟”，或“好持大双戟与长刀”。公孙瓒战斗，“自持两刃矛”杀敌。三国稍后，前赵时陇上勇士陈安每战“左手奋七尺大刀，右手执丈八蛇矛，近交则刀矛俱发，远则左右驰射而走”。后赵将领冉闵“攻战无前”，临战“乘赤马朱龙，左杖双刃矛，右执钩戟”。

关羽在万众敌军之中，斩上将之头，如此英姿潇洒，从容不迫，以致在后世武将中传为佳话，多以关羽为榜样。如东晋刘遐“忠勇果毅”，“值天下大乱，遐为坞主，每击贼，率壮士临坚推锋，冀方比之张飞、关羽”。南朝刘宋名将檀道济，“威名甚重”，其部属参军薛彤、高进之二人，“勇力过人”，“身经百战”，“时以比关羽、张飞”。刘宋孝建元年（454年）正月，豫州剌史鲁爽反叛，名将薛安都奉命征爽。临战，安都“跃马大呼，直往剌之，应手倒……爽世枭猛，咸云万人敌，安都单独直入斩之而返，时人云关羽斩颜良不是过也。”南朝陈太建五年（573年），陈明徹率大军北伐，攻北齐秦郡（今江苏六合县）。北齐派大将尉破胡率大军10万增援，其前锋兵精，“有西域胡，妙于弓矢，弦无虚发，众军惮之”。明徹谓名将萧摩柯曰：“若殪此胡，则彼军夺气，君有关、张之名，可斩颜良矣”。摩柯饮酒毕，骑马冲齐军，西域胡“挺身出陈前十余步，彀弓未发，摩柯遥掷 铣，正中其额，应手而仆。又斩齐军前锋大力十余人，齐军退走”。北魏杨大眼、崔延伯“为诸将之冠”，号称“国之名将”。大眼身为将帅，常身先士卒，“冲突坚陈，出入不疑，当其锋者，莫不摧拉”。“当世推其骁果，皆以为关、张弗之过也”。魏晋南北朝时期，类似上述将领共有13人。他们战斗意气风发，勇猛异常，武艺过人，时人以名将关羽相类，表明关羽战斗作风对后世的影响，以及后世武将对关羽的崇拜。

关羽并非只有一般名将英勇战斗的作风，以及武艺超群的素质，而且具有指挥大型战役的能力。此点，试以关羽的北伐为例证。关羽在全面负责荆州军政事宜后，为了待机北伐，经过周密考虑，作了三方面的准备工作。第一、为了防备吴国进攻，大筑江陵城，将其建成内外套城，形成坚固的两道防线。第二、除积聚粮食军用物资外，大造舟船，操练水军，以便北伐时利用汉水步、骑、水军联合作战，以加强战斗威力。第三、联合魏境反曹势力，作为内应，以便北伐时扩大声势。如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对许昌少府耿纪起兵的援助；建安二十三年（218年），与南阳守将侯音起兵的联合，皆属此类。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七月，关羽临北伐前，除增兵加强公安、江陵的防备外，又在公安、江陵附近沿江置“屯候”，以便随时侦察吴军功向。实际上，对吴国形成沿江屯候、公安、江陵内外套城四道防线。而且江陵距樊城前线只有180公晨，当时轻骑一日一夜行300里，只需一天多就能赶回。在关羽看来，对吴国的防范，可说是万无一失了。

关于北伐战略战术布署，可以分为五点：第一、这次北伐的战略目标，乃是夺取曹魏在荆州北部的两个据点襄阳、樊城，以便作为将来北上宛、洛的基地；第三、襄阳在汉水与淯水合流处的北面，樊城在襄阳沿汉水上溯的9公里处，两城皆依傍汉水，故决定秋季雨水季节北伐，可以充分利用汉水发挥水师的优势；第三、集中优势兵力围歼襄、樊守军，尤其是曹仁在樊城的主力守军；第四、致函汉水上游的刘封、孟达，请其派兵从西北面支持，使樊城两面受敌；第五、派小股游军北进，威脅许昌，以动摇襄、樊守军。

战争开始后，关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亲率大军围曹仁于樊城。曹操先派汝南太守满宠援助曹仁，又遣于禁等七军助仁。八月，暴雨，汉水平地涨数丈，于樊七军和曹仁别部庞德军被水淹没，于禁、庞德避水登高堤上。关羽利用强大“舟兵”，乘大船攻击，四面放箭，战斗异常激烈，从早晨战至日中，于禁势穷投降，庞德被俘杀，共俘曹军3万余人。关羽消灭了于禁援军后，围禁城数重，内外断绝，樊城粮食将尽，危在旦夕。又遣别将围曹仁别帅吕常于襄阳，以阻止其援救樊城，并迫使曹魏荆州剌史胡修、南乡太守傅方投降。

关羽先派游军北上颍川郡郏县（今河南郏县）地区活动，此地离曹魏都城许昌（今河南许昌市东）约75公里，当时轻骑兵一日便能到达。于是，北方震动。十月，弘农郡陆浑县（今河南嵩县北，离洛阳约60公里）民孙狼以吏民反役“作乱，杀县主簿，南附关羽”。羽“授狼印，给兵，还为寇盗，自许昌以南，往往遥应羽，羽威震华夏”。曹操“以汉帝在许，近贼”，“议徙许都以避其锐”。经蒋济等劝止。曹操急派徐晃督大军助仁，以解樊围。又派赵俨以议郎参曹仁军事。关羽派别军屯樊城之北五里的偃城，以阻击徐晃援军。徐晃因“所将多新卒，以羽难与争锋”，遂前至离偃城西北十里的阳陵陂屯营，犹豫不进。曹操又派将军徐商、吕建等助晃。此时，曹魏群情汹汹，皆以为曹操如不亲征，曹仁、徐晃等必败。曹操自洛阳南下，欲亲征关羽，驻军摩陂（在郏县东南）。此处距许昌45公里。曹操驻此，实际上一则为镇慑北方，捍卫都城安全；再则遥控襄、樊前线战事。曹操驻军摩陂后，又接连遣殷署、朱盖等十二军诣晃助阵。仍恐徐晃等军为关羽所破，又密令驻守在居巢（今安徽铜城县南）防吴的张辽军，以及袞州剌史裴潜、豫州剌史吕贡等率军赶救曹仁。当各路援军陆续前至，在樊城北双方一场大战后，军事形势逐渐向对关羽军不利方向发展。关羽当机立断，决定有计划地主动撤退。先从偃城退至樊城北面的围头、四冢屯营，然后又利用汉水舟师撤樊城围，退至襄阳。正当此时，江陵、公安失守。

在五个月北伐战争中，关羽按照预定谋略，利用汉水以步、骑、水师联合作战，重点围困襄、樊，阻击援军，并派游军北上，联合反曹势力，从而使北伐军一直处于主动地位。曹操先后派满宠、于禁、徐晃、赵俨、徐商、吕建、殷署、朱盖、张辽、裴潜、吕贡等共11人（将领7人，参军1人、剌史2人、太守1人），其中除张辽、裴潜、吕贡等军因关羽撤围未到樊城外，其余8人都参加了樊城战役。于禁七军被关羽所俘3万余人，加上死亡逃散的，当不下4万人，每军在5千人以上。徐晃同夏侯渊以重兵守汉中，夏侯渊战死后，徐晃率重兵屯宛，当不下万人。殷署、朱盖等12军，殷署一军为5千人，其余11军仍以每军5千人计，徐晃、殷署、朱盖等军共约7万人。曹仁、吕常所领樊城、襄阳守军，当不下1万人。曹魏方面，最后阶段守军和援军，总共大约有8万余人。关羽荆州军大约总数5万人，除留守后方外，北伐主力军约有4万余人。以此前后对抗曹军12万，中期以后对抗曹军8万余人。在战斗中，俘降其将领1人，剌史、太守各1人，俘杀其将领1人，消灭曹军主力近4万人。而关羽荆州军无论进攻或撤退，都按预定谋略进行，井然有序，无重大伤亡。应该说，其战绩是显著的。

就北伐整体战局而论，这不是一次寻常的战役，因为曹操亲至摩陂坐镇指挥，调兵遣将，同关羽交锋的将领如曹仁、于禁、庞德、徐晃等都是其手下第一流名将。而且关羽又是在刘封、孟达等援军不到，以寡不敌众，孤军奋战的形势下指挥的这场战役。尽管为此，关羽面对强敌，无所畏惧，既按预先谋略，并发挥其随机应变的指挥能力。在北伐战争发展的三个阶段：消灭主力援军时，充分运用水军的优势；围城阻援时派出游军北扰，并利用北方反曹势力；在战局趋向不利时，又主动撤退，因而关羽始终把握着战争的主动权，从而取得了一定的战绩。所有这些表明，关羽不但具有真刀真枪实战的非凡本领，而且是一位具有指挥大型战争能力的名将。

关于关羽的败亡，元代郝经曾咏诗说：“关羽祠前重回首，荆州底事到今争”。这里“底事”当指吴蜀荆州借还之争，以及关羽由威镇华夏而顷刻败亡原因的众说纷纭。前者姑且不论，而关羽败亡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五点：一、在襄、樊遭遇强敌，甚至曹操遥控指挥，不能尽快结束战斗；二、后方孙权违盟，亲率超一流统帅吕、陆二人乘机偷袭；三、关羽矜骄凌人，江陵失火烧军器，又严责糜芳，助其临阵投敌；四、刘封、孟达不和，未派援军相助；五、在五个月长期北伐中，前有强敌，后遇偷袭，刘备、诸葛亮竟然始终未发一兵一卒相助。此点千载为人所不解。黄恩彤云：“蜀之君臣，但喜其（羽）胜，不虞其败”。吕蒙、陆逊“用奇兵而蜀不防”。曹操前后共遣徐晃等十二余军以救樊城，“而蜀不闻遣将，增一旅以援羽……岂非失事机也哉”。姚范也说：吕蒙“袭江陵”，陆逊“守峡口以备蜀，而蜀人（指刘备、诸葛亮）当时之疏忽如此。吴人之耽眈于荆州，而忌关羽之成功，不待智者而知，而当时（蜀君臣）若付之度外……蜀之谋士，当不若如是之疏，陈氏（寿）或不能详耳”。黄、姚二人都认为，关羽失败主要责任在刘备、诸葛亮不派援兵，我基本同意此说。

《隆中对》把荆州作为蜀国北伐中原的一个战略据点，忽视了“荆州在扬州上游，关系吴国的安顾，孙权对荆州是势所必争的，否则便不能有吴国”。刘备、诸葛亮在夷陵之战以前，对此始终无深刻认识，从而反复同吴国争夺荆州，把蜀军主力10余万消耗在荆州战场，刘备、关羽也为此丧命。故蜀国庞统、法正、赵云，皆主张放弃荆州，集中主力北上争夺雍、凉和关中，并有吴国为援，如此蜀国形势当会改观。既然刘备、诸葛亮未觉察其战略计划的错误，所以对吴国必全力争夺荆州，毫无思想准备。他们把蜀汉两大战略据点之一的荆州重任，只交给关羽一人担当，以一人之智力，如何能对付魏、吴两大敌对强国。而且，在关羽北代紧要关头，又不给予一兵一卒支援。所有这一切，皆源于《降中对》所包含的错误因素，未据政治形势发展而加以修改。明乎此，再看前述关羽败亡的五条原因中，最重要的是第五条。另外，第一、二、四、五条，皆属客观因素，而非关羽的主观力量所能克服。因此，我认为荆州的失守，主要责任不在关羽，而是蜀国战略方针失误造成的。关羽虽有一定责任，但其忠于职守，以身殉职，应无所非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