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呼卫军

人类任何一个时期都需要英雄辈出，也需要精明和文明的核心领导团体，更需要奉献于大众的贤士。可是，对大多数的人的领导和管理，除了僵硬的法律准绳、泛泛的教化、利剑斩恶等，需要科学的理论体系指导，需要用信仰和榜样标杆来良性引导，更需要契合思想的处事原则、价值观共鸣和行为认可来弘扬优良作风。

在当今，扎实学习一些法规、章程深有必要，必须明白幸福从何而来，谁给吃饭，为谁工作与服务。倡导关公文化，贴近民心的高扬民间自觉信服“高人”，对于建立和谐社会也是很有积极意义，能安民、利国就是很有必要的。思想这块神秘阵地，从来不可空虚，但是也不是硬塞就能填实的，群体需要核心人物与核心力量的带领，需要振臂一呼的正能量呼喊，需要模仿的榜样力量。

笔者认为，从夏商朝开始到1949年，几千年文化中中华大地人杰地灵，精英们如繁星一样灿烂较多，在浩瀚民间以个人气质令后人敬佩，做事原则简单而实的人，历史传颂中关公就是不可忽视的高大名人，也可为各行各业优秀工作者明星式的典范，以至于关公的经历变成了“关帝”风格，被视为个性榜样，传承着一种精神文化。 

关公精神文化博大精深，民间传说故事较多，但其核心应为：“忠、义、仁、勇”或“忠孝、仁、义、勇”，也有人扩张说是：“忠、义、仁、勇、孝、礼、智、信”，不论怎么标榜，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都有着高度的契合点。“忠、勇”就是不忘初心、持之以恒和敢于担当、善于开拓。忠于自己的选择，是公关一生的高尚情操。能爱国、敬业，即忠于国家、忠于职守，有家庭责任心、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仁、义”就是知大体、有真心，绝不虚应假作，也不见风使舵。遵循正义和同志间的义气，关于承担风险是关公一生的道德追求。“孝、礼”是对亲人有浓情，对亲朋有深情，亲密和睦。“智、信”就是具有做事的巧妙和灵活，为人做事恒定有诚信、讲信用，奉行友善。关公一生，重承诺，守信用，决不失信于人。当今，宣传关公精神文化，能够更好地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接地气、入人心，并与广大民众耳熟能详的中华传统文化融为一体，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实践中普及，让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根植大众人心中。
       南怀瑾先生曾巧妙说：儒家是粮店，道家是药店，佛家是百货店。让我看来，关公精神文化，就如同这一条街道中间高耸起的旗杆和旗帜，令工人、农民、商家、学生等在祥和氛围中交易、交际、交往，关公精神价值体系，不仅仅是一种互认的文化，也像标准的一杆秤，能称出每个人在社会的份量，也是市场经济中公平、正义、勤劳、善良的神化之身。

    
       通过翻阅大量资料，才知晓关公文化已随着华人的脚印移植到世界各地，成为海外华人及所在国民众凝聚情感的重要载体与纽带。在东南亚、日本、美国，凡是有华人地区，关庙随处可见，祭祀关公已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习俗和文化现象，也充实与丰富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体系。关公精神的文化传承，迎合个人价值追求方向，具有现实榜样的意义。关公文化已是中华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一种真实存在过，有具体历史考证，具有积极影响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公关文化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关公生平简述：

关公祖居河东郡解（今山西省运城市解州），属中原地域，是汉蜀名将，初为汉民族所崇尚的忠义英雄，后其忠义精神为历代管理所推崇，诚信精神被商界奉为经商信条，礼、仁、智为儒家尊为人伦典范，勇武为平民所敬仰。历经顶礼膜拜，由候而王而帝而君而圣，终演变为威震华夏的中华武圣。对关公共同的信仰增强了整个华夏民族的认同感，在一定意义上强化并凝聚了民族精神，这是任何外来宗教信仰民俗无法替代的。

关公文化前景：

关公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公一生所体现出来的“忠、义、仁、勇、孝、礼、智、信”，是关公文化的精髓，也是关公精神的核心。山西运城关公文化旅游节从1990年起，已举办二十多届，集文化、旅游、民俗、经贸等为一体大型国际性商旅活动，关公文化品牌也越做越强，解洲关帝祖庙已发展成闻名中外的文化旅游品牌，是海内外游客、华人团拜祭奠、凝聚精神之胜地。关公为几千年来海内外炎黄子孙所推崇敬仰。关公文化将会成为凝聚海内外华人的精神元素。另外，通过建立关公文化学，进一步挖掘关公文化的历史遗迹，在此基础上发展关公文化旅游业，开发关公文化的相关产品，推进关公文化与文艺产业的相结合，促进关公精神传承和关公文化事业的长期繁荣。

关公文化意义：

关公信俗在近两千年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流行、并一脉传承，其最重要的支撑便是人们对关公文化和关公精神的认同与传播。人们敬关公,拜关公,实质上推崇和信仰的是一种精神寄托,一种所有华人的美好愿景,这种精神和愿景由抽象而逐步完善,因关公而具体而完美而凝聚积淀为一种信仰文化：凝聚在关羽身上而为万世共仰的忠、义、仁、勇、礼、智、信，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理想，渗透着儒学的人伦精义，并为佛教、道教教义所趋同的人生价值观念，实质上就是彪炳日月、大气浩然的华夏民族的道德灵魂。

 关公文化内涵：

     “忠”是关公文化的首要内容。所谓忠，现在就是对上级领导的绝对忠诚。能力和忠诚犹如人的左右手，但是不忠诚的人能力越强越让人不放心。忠诚，对关公来说，就是对汉末皇帝汉献帝、蜀汉皇帝刘备的忠，对刘汉皇权的绝对服从，用当代流行语言说，是扎实的团队力量，也就是“铁腿子”。关羽与刘备、张飞“桃园三结义”，誓愿“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这是关公忠的内容，也是其终生的行动纲领。关公一辈子，认老哥，认兄弟，忠义为脾性。为实现这一目标，关公一生忠心耿耿跟随刘备，“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无论顺境逆境，从未动摇过对刘备和汉王朝的忠诚。最能体现关公忠诚的是降汉不降曹，最终又辞曹归刘一事。当下邳失陷，关公被困上山，张辽以“三罪说”劝降时，关羽则以“三约”作为投降条件。“三罪”、“三约”都围绕一个“忠”字。“三罪”是说不降而死是不忠，“三约”则说只有“忠刘”才能投降，投降是为了“忠刘”而非求生。这样，看似“背刘”的投降就成了“忠刘”的不得已之举。投降之后的种种表现也充分体现了关公“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忠刘”精神。辞曹归刘则更是“忠刘”之壮举。面对曹操百般拉拢利诱，关羽“忠刘”之心坚如铁石。曹让张辽去探问：“玄德待兄，未必过于丞相，兄何故只怀去志?”关公回答道：“吾固知曹公待吾甚厚。奈吾受刘皇叔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此。要必立效以报曹公，然后去耳。”辽曰：“倘玄德已弃世，公何所归乎?”公曰：“愿从于地下。”这斩钉截铁的回答，充分表现了关公“义不负心，忠不顾死”的决心。当关公得知刘备下落后，毅然挂印封金，不避千难万险，过关斩将，千里寻兄去了。关羽与刘备，除了君臣关系之外，还有兄弟与朋友的关系。因此，人们往往认为，关公的忠，除了忠君之外，还有忠友的含义。此议不无道理。但即便如此，忠友对于忠君来说，也只是从属的意义，因忠君是高于一切的，而且刘备这个“兄友”本身就是“大汉皇叔”，而非一般的兄弟朋友。所以，忠友的本质还是忠君。

      “勇”，是关公精神的开拓担当。勇即勇敢、勇武、无所畏惧、一往无前的精神。从来“说得好”的人，处处太多太多，而“做得好”的人是少而极少。关公之所以被社会各阶层广泛敬仰和传颂，勇武神威是一个基本原因。勇是关公文化最表层，也是最明显直观的内容，最容易被人认识和接受。对关公勇武的认识，并不需要高深的学问和细心的研究。无论是满腹经伦的文人，还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只要看到关公手提青龙刀，跨下赤兔马的雄姿，就可感到其有万夫不挡之勇。经过历代文人雅士的极力宣扬，特别是《三国演义》这一“天下第一才子书”的精心描绘，关公作为“武圣人”、“古今名将第一奇人”勇冠三军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温酒斩华雄”，关公初露锋芒就不同凡响，令各路诸侯震惊。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围，充分显示了关公的神威。在颜良连杀曹操二将，耀武扬威之时，曹操请关公出马。面对颜良严整有序的阵势，曹操说：“河北人马，如此雄壮!”关公却说：“以吾观之，如土鸡瓦犬耳!”颜良则“如插标卖首耳！”然后奋然上马，倒提青龙刀，“风目圆睁，蚕眉直竖”直冲河北军阵，只“手起一刀”便将颜良“刺于马下”，又下马割了首级“拴于马项之下，飞身上马，提刀出阵，如入无人之境”。曹操赞曰：“将军真神人也!”非神人何能如此勇武绝伦呢!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以及刮骨疗毒等事迹，淋漓尽致地刻画丁关公的神威勇武。史籍所载，说明关公确实是一位勇武超群的名将。需要指出的是，勇，如果不受德智统辖，便是莽夫之勇。关公的勇武并非武夫之勇，而是一种在忠义之德统帅下的智勇，是一种有胆有识的智者之勇。《关帝全书·圣迹图·单刀赴肃》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该图的释文曰，东吴的鲁肃、吕蒙欲索还荆州，定计邀请关公相会，“帝谓其将佐曰，吾不去，即去而以兵，是示怯也。乃驾舟以往。肃言荆州事，帝曰，乌林之役，吾主亲在行间，戮力破敌，岂得徒劳无一抔土，而足下欲收地邪?肃辩之，帝曰，此非吾所能与也。吴人方欲以兵劫帝，周将军仓大目曰，土地惟有德者居之，荆州岂必为吴有耶?帝变色夺刀，目仓曰，此国家事，汝何敢多言!遂携肃手，至江边，登舟别肃曰，吾醉也，幸更会”。“单刀赴肃”这一争夺荆州的斗争，真是斗智又斗勇，充分体现了关公亦文亦武、智勇双全的品格特点，这正是其胜出一般武将的地方。关公非同寻常的勇武，受到人们世世代代的称颂。中国传统美德中自古就有“勇”的德目。孔子把“知、仁、勇”称为三达德，仁是核心，知即知仁，勇以行仁，三者形成知、情、意一体的德行。

     “仁”是关公精神的宅心仁厚。《论语·颜渊》中写道：“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有仁爱、仁慈、仁厚、仁道、仁义等含义。其基本含义是指爱心、爱人之心。关公不仅勇武绝伦，而且宽厚仁慈。 正如曹操的谋臣程昱所言：“云长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人有患难，必须救之，仁义播于天下。”正是这番话，促使曹操在华容道以旧情打动了关公，从而脱险。华容释曹最突出地表现了关公的仁义之心。《三国志·吴主传》记载，曹操在赤壁大战中，大败于蜀吴联军，战船被烧，“士卒饥疫，死者大半。备、瑜等复追至南郡，曹公遂北还”。仓皇逃窜至华容道时，“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伤者甚众”。真是狼狈不堪。曹操动之以情，关公已产生恻隐之心，“又见曹军惶惶，皆欲垂泪，一发心中不忍”，于是便放走了曹操。“云长回身时……大喝一声，众军皆下马，哭拜于地。云长愈加不忍”，于是“长叹一声，并皆放去”。关公这种仁具有超乎常人的意义，因这已不是对主、对兄、对友的仁，而是在以刀枪相见、你死我活的战场上；对敌的仁!而要做到这种仁，则需付出巨大的代价--冒杀头之危险；这是关公心里很清楚的事。这种为了拯救他人，而且是敌人，而宁愿牺牲自己的舍己为人之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观看来，无疑是一种十分高尚的“杀身成仁”的“忘我”境界。因此，华容释曹一事被人们看做是表现关公大仁大义的壮举，千百年来受到称颂。尽管这在我们看来是一种不分敌我的行为，是愚蠢的“宋襄之仁”。关公对敌人都能做到仁，对友、对下级、对一般人的仁，当然不在话下了。《三国演义》等文学作品记述和描绘了关公平生无数的仁义之举，如他善待卒伍，接近普通人，义释貂蝉，在曹营因“二嫂思兄痛哭，不由某心不悲”而落泪，等等。也正是由于关公平常对自己人的仁，才有在对敌对己都生命攸关之时对敌之仁。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升华。关公不仅生前是位仁爱之人，而且死后更成为仁爱之神。你看，关帝爷抗敌护国，救灾保民，扶贫济困，惩恶扬善，祛病疗疾，辟瘟禳灾，还可以科场促考，佑人发财，甚至还有给人“送子”的神通，真是一位做尽了善事的菩萨!总之，在人们的眼中，关老爷是什么好事都办的仁义之神。当然，这不过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和期盼。但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仁是关公文化中具有丰富内涵的一部分。“仁”是中国伦理学说中最重要的范畴，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可以说是中国道德精神的象征，是中华民族的共德和恒德。“仁”不仅是各个历史时期，各种道德中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德目，而且也是世俗道德生活中最普遍的道德标准。在中国文化看来，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征，“仁”与“人”、“道”是同一的。“仁也者，人也。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仁”的核心是爱人，“仁者爱人”。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又把仁、义、礼、智作为人之“四端”，而仁为“四端”之首。由此可见，仁是儒家精神的精髓，是儒家世界观的核心和行为的最高准则。关公熟读《春秋》，深谙儒家精义，并身体力行，实践了仁的精神。另一方面，关公之仁，也是儒家文化塑造之功。关公被儒家称为“圣人”，与孔子齐名，在儒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经过世世代代的宣扬，关公就演变成为人们理想中的仁义典范。反过来，关公这一仁义典型，又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文化增添了富有特色的内容。

    “义”是关公精神的正气豪情。在关公精神的诸因素中，义的含义最丰富，涵盖面也最广。义，最符合个人品质的元素。关公文化中的义，有两方面含义，第一方面的含义是正义、义气、侠义，这种含义比较接近义的本来意义，是义的一般意义。因为在中国文化中，义的原义是指合乎一定的道或理，符合某种标准。符合某种标准的行为就称为义，可以引申为正义。它是处理一切人际关系时的道德观念和标准的总概括。这种义又具有先秦时期的侠义精神，关公与刘备、张飞结盟之纽带就是一个“义”字。义伴随了刘、关、张的一生，以结义始，以死义结。这个“义”就是“同心协力，救国扶危”的誓言所表达的堂堂正义。关羽的侠义最明显地体现在两件事上：其一，是在家乡杀豪霸，为民除害。据《关帝全书·圣迹图志·出告庭闱》载：“圣帝二十岁，告父母曰，儿已有后，足奉祖祢，今汉室将尽，宵小盈庭，谁为扶红日照人心者?遂诣郡陈时事。”又据《关圣帝君圣迹图志全集·全图考·悯冤除豪》释文曰：“圣帝至旅舍，闻邻人哭甚哀，叩之乃韩守义也。遭郡豪吕熊荼毒。吕党连七姓，黠猾事，蔑职纪。圣帝眦裂发竖，命守义至七所，悉斩杀之。”此事即为陈寿在《三国志》中所记“亡命奔涿郡”的原因。按一般情况，杀人是犯律的，但人们却不这么认为，而把它看成是正义行为，就是因为它体现了社会下层民众所推崇的行侠仗义精神。

“智”是关公精神的行事灵活。所谓智，即智慧、智谋、智能，引申为有知识、有文化、有计谋。关羽是一员武将，但并非一介武夫，而具有一般武将所没有的长处，是一位具有儒雅风范的名将。关公的智、文，表现在其平生的活动与人们对其崇拜行为中。水淹七军等征战事迹就是关公智勇双全形象的写照。关公一生喜读《春秋》，最为人们所称道。清代人张鹏翮赞关公“春秋之旨，独得其宗”。此外，相传关公还有少量著述，如书信(致曹操、陆逊等人)、书法(“四好”)、绘画(风、雨竹)与诗(不谢东君意，丹青独立名。莫嫌孤叶淡，终久不凋零。)以及《忠义经十八章》、《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等。所谓关公的著述书画，有些可能是关羽的，如书信一类。有些很可能是附会，即后人或好事者附加于关公的。但这确实反映了一种意愿，即希望关公具有能文能武的理想的“完人”、“圣贤”人格。特别是关于“读好书，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的“四好”格言，更体现了人们的美好愿望。关公曾谆谆告诫儿子关平：“凡将者，不识文，愚者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关公的爱智、重智。关于“夫子”的称谓，也充分反映了人们对关公文、智的赞颂和崇敬。“夫子”是旧时对学者的称呼，也是对一般文人的称谓。称关公为“夫子”，既体现了人们对关羽文、智的肯定和赞扬，更反映了人们对关公的某种期盼，反映了人们力求塑造关公完美形象的追求，反映了人们对理想的完美人格的向往，  

人们追求完美的本性最终把关公塑造成为理想的神圣。

“信”是关公精神的为人恒真。所谓信，是指守信用，重然诺。这是关公的重要品质。关公与刘备一日结义，终身恪守，无论环境如何艰险，诱惑多么强大，从未动摇。对关公在曹营虽受厚恩，然“常怀去心”，曹操感到不理解，派张辽去探问。关公明确回答，他曾与刘备“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对于曹操的恩义，则“要必立效以报曹公，然后去耳”，一诺千金，说到做到。在解白马之围后，毅然决然离曹而去，五关六将也难以阻挡。在辞曹书信中，关公曾许下诺言：“尚有余恩未报，俟他日以死答之。”《关帝圣迹图志·圣帝文辞》载：“帝归先主谢曹书”云：“他日幸以旗鼓相当，退君三舍，意亦如重耳之报秦穆者乎。”又云：“窃以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内。日在天上，普照万方；心在人内，以表丹诚。丹诚者，信义也。羽昔投诚之日，有言曰，主亡则死，主存则归。新受明公之宠顾，久蒙刘主之恩光。丞相新恩，刘公旧义。恩有所报，义无所断。今主臣得会，觅迹求功，斩颜良于白马，诛文丑于南坡。丞相之恩，满有所报。其留所赐之物，尽在府库封缄。”关公这些关于信义的表白及郑重许诺，字字真诚，掷地有声。后来，在赤壁之战中，关公果然宁愿违了军令状被杀头，也要在华容道放走曹操。在三国人物中，关公可以说是“信义卓著”的名将，作为关公敌对势力的曹操，对其信义也深信不疑。前述关公降曹时要曹退兵，别人怕其中有诈，曹操却坚信关公“必不失信”。如果说关公的义到了超越敌我的程度，那么关公的信同样超越了敌我。纵观关羽的生平活动。信是其思想行为的重要准则，关公已成为信义的化身。关公的信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对儒家文化来说，信是一个重要范畴，它既是政治上的治国原则，又是伦理上的行为准则。以信为本，取信于民，是重要的治国安邦之道。孔子把信作为做人的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的基本要求是言行相符，“言必信，行必果”。“信”不仅可以熏陶人诚实的品质，也是取得他人信任的前提。“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朋友有信”历来是中国人交友的基本准则。孔子甚至把“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作为自己的平生志向。汉朝董仲舒提倡“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传统道德更是把信和仁、义、礼、智并列为“五常”之一。守信用，讲信义是中国人公认的价值准则，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美德。经过千百年来的传播和发扬，诚实有信，言而有信，已深深地积淀在人们心底，成为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信的精神，是关公文化中闪光的思想，受到世人的普遍赞誉和推崇，有着永恒的生命力。

      今日，我们倡导关公文化，是想减少浮躁，化解人与人的薄情，实质是推崇关公的思想和行为，呼吁忠义、孝道、信誉、情感等，仿效其显著的精神内涵，拨显关公人格魅力的“忠、勇、仁、义、智、信”等光亮，在现实中素养高尚情操，使人与人的交往准则升高，远离“钱途”低级的腐朽，努力建设有信念的和谐群体社会。公关精神是我们生活个人价值向往的高度，关公文化是人与人交往的品质认可，是建造清风正气、和谐相处的氛围的一种途径。推行关公文化，对社会和民生以及凝聚华人力量，具有现实和持久的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