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峰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运城市作家协会主席  

由宋与辽、西夏、金的对峙时代进入统一的元代以来，随着昔日的军事对垒的战争前线的消失，长城边关一带经历了一个重大的转变，也就是由过去的单纯的防御工事，转变成为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进行贸易交流、互通有无的孔道和场所。即使是到了明代，自以为元朝亡于盲目扩张的朱元璋，选择了内敛防守策略，退守农耕文明的传统地缘边界，重新建造长城，设立以辽东、宣府、蓟州、大同、太原、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为主体的九边，只榆林就在东起黄甫川、西至定边营1200余里之间大起边墙，但是在“隆庆和议”后，还是开放了“茶马互市”的蒙汉边民物资贸易交流的场所。随后陆续修筑的“镇北台”“款贡城”“易马城”等贸易交流场所，也就进一步突显出长城关隘兼备防御与交通的双重功能，而汉民族的关公信仰对蒙古兄弟民族的影响，并由此在互通往来当中对促进和加强蒙汉民族融合所起到的作用，更是演绎出许多感天动地、永载史册的美好故事。

一

位于榆林市北五公里处的红石峡，就有一座见证蒙汉民族融合团结的关帝庙。

在红石峡雄山寺有一座大石佛殿，据《创修石佛殿记》碑文记载，该殿始建于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而在殿中神龛上，如来佛和文殊、普贤、阿难、迦叶菩萨的护法神，左边的护法神是与给孤独长者，右边的护法神，正是武安王关公。

明嘉靖年间，蒙古族鞑靼俺答吉襄部臣服，封俺答为顺义王。为了纪念平定俺答吉襄部、实现民族和解，延绥镇官兵在红石峡东北一里处修起一座关王庙，感谢关公神灵护佑。万历年间随着朝廷追奉关公为协天大帝而改称关帝庙。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打榆林，被当作屯兵场所的关帝庙战后变成一片废墟。

当清康熙皇帝统一漠北漠南，榆林就成为内地，俗称“易马城”的红山市的边贸活动空前繁荣起来，款贡城里设立了三十六家来自全国各地的边商代表办事机构，这里成了蒙汉群众集市集会的重要场所。每年的正月十五，蒙汉官员以及边商代表都要在款贡城里召开例会，通过协商确定一年内开市的具体日期，一般为三五七九四个月份的望日后三天。有文化学人指出，这样的日期安排，是因为红山市还没有房舍给蒙汉商人提供住宿，非常不便。于是蒙汉官员随后便将解决这一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经过双方共同商议，并征求三十六家边商意见，决定由他们共同出资，在关帝庙原址重新修建起一座三义庙，又称三圣庙。三圣庙正殿供奉关公、刘备、张飞神像，东西厢房为客商提供食宿，后院为马厩、牛羊圈以及各类货物存储、车辆存放场所。因为大家觉得，做买卖讲得就是一个信誉，而大家崇敬的关公就是最讲信义的典范，所以三义庙就又逐渐演变成了关帝庙。

在汉民群众与周边各少数民族的长期交往中，特别是蒙汉官民贸易交流日趋繁荣的进程中，关公的诚信、公平、正义赢得各族人民的一致认同，关公文化又成为边塞文化与草原文化相互交融的粘合剂与催化剂。

清同治七年（1868）正月十六日，关帝庙被起兵叛乱的回兵烧毁。当率兵前来平叛的将领刘厚基北上路过红石峡，面对满目疮痍的关帝庙，他感慨良久，默默祈祷，许愿待平定回乱后，一定重修圣庙。当年冬天，因功升任延榆绥总兵的刘厚基，与蒙古族伊克昭盟盟长巴旦尔琥在白鹤庙会谈，达成共同应对回乱的协议。巴旦尔琥率领军队挡住回民军向北进入草原的去路，配合清军完成对乱军的包围，从而取得三道河剿灭叛军的决定性胜利。刘厚基认定这是关老爷护佑的结果，于是在彻底平定陕北回乱后的同治十一年（1872），他在重新整修红石峡的同时，带头捐献俸禄，重修关帝庙，兑现四年前的郑重承诺，并亲自撰写了《重修镇边关帝庙碑记》和《期会捍固边疆记》。当关帝庙落成之日，刘厚基隆重邀请巴旦尔琥一起前来参加开光典礼。巴旦尔琥非常兴奋，也乘兴撰写了一篇《期会捍固边疆记》。他们分别从“人定胜天”和“中外一家”的角度，表述了只要长城内外“依为唇齿”的蒙汉人民团结起来了，就可以战胜任何天灾人祸，造福一方。

这两通刻立于关帝庙院内的碑文，栉风沐雨，共同见证了蒙汉兄弟民族融合团结的珍贵友谊。

后来到了抗日战争期间，驻军榆林的抗日将领马占山将军，也曾经将自己题写的“还我河山”四个大字，镌刻在红石峡谷的峭壁之上，昭示着打败侵略者的坚定信念！

值得一提的是，到了现在，巴旦尔琥和马占山两位古今民族英雄的后裔们，对榆林的关公庙情有独钟，与红石峡关老爷庙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二

再以榆林南关勒马关帝庙即原南关阁关帝庙为例，由于它位于榆林西南方向的大道旁，往来商旅行人众多，容易形成新的商贸区。《陕西延绥镇志·建置志》这样记载曾名南关楼关帝庙所在南关的密集建筑：“南关楼旧为关厢，内列客肆。”《勒马关帝庙原来就建在榆林南关阁上》一文这样注解“内列客肆”：“列，序列，行列，俗语“横成行，竖成列”；肆，古代对集市贸易场所的称谓，乃市中陈物处也。”也就是说，扩建后的南关楼关帝庙围墙内，以前就住着不少外来客商，在这里进行买卖交易。

据《榆林古迹揽胜》一书介绍，明代巡抚涂宗浚在打败进犯的蒙古族军队后，重开红山互市。清初互市场所迁移到榆林城内外的镇北台、西门滩和南关阁，汉商交易茶、布、绸缎、烟、盐等货物，蒙古族客商则以皮张、绒毛、牛羊等进行交易。

又据《榆林市志》记载，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榆林城及南部鱼河堡、镇川堡等相继辟为蒙汉市场，而榆林城的市场仍然以西河滩和南关阁关帝庙一带为主。曹颖僧先生在《延绥揽胜》一书中记录了那时候的交易盛况：“届期晋商及南路秦川客人，辇金群来，争购牛马，交易畅旺……蒙汉麋集，商贾辐辏，皮毛货物，满载汇聚。”

这样的互市传统，一直演绎成新中国建立后七八月份举行的骡马大会。虽然当时随着当时的政治环境，南关阁立马关帝庙已经荡然无存了，但是，在它仍然见证着在自己的遗址上继续进行的骡马大会，仍然起到的搞活经济、互通余缺的作用，还挽救了很多濒临破产的小手工业，促进了蒙汉人民的友谊及省区间的经济交流，贸易发展，改善和丰富了人民的物质生活。

三

而最为典型的一个体现蒙汉人民的深情厚谊的故事，莫过于蒙汉人民通过让金克敖包与关帝庙相融合，从而谱写出的一曲穿越古今的民族团结的颂歌。

金克敖包位于榆阳区西北23公里处的小纪汗乡井克梁村外的金克山上。它的独特之处在于是用青砖由小到大依次建起来的十三个蒙古敖包，安葬着一位蒙古族英雄、“忠武鲁国王”木华黎，或者是木华黎与他的十二位阵亡部将的墓葬。

据《元史·木华黎传》记载，木华黎原是铁木真的家奴，因跟随主人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当铁木真统一漠北，于1206年在斡难河边建立起蒙古汗国，尊称成吉思汗的时候，不仅只封了木华黎和另一位功勋将领博尔术为左、右手万户，还委任他全权统领大军征讨太行山以南地区。元太祖十八年（1223），木华黎攻打陕西凤翔失利，回师山西行至闻喜时，不幸病逝，年仅54岁。

据说按照蒙古族“秘葬”的习俗，木华黎的部属做了十副一模一样的灵柩，分别安葬于不同的地方，其中一处就在

井克梁村外的金克山上。根据蒙古族维吾尔津部落的传说，以及“金克敖包”这个名字包含的“正宗”之义，推断这里就是木华黎真正的下葬之地，因为这里还有一杆木华黎神矛。

到了清末，由于当时的蒙古乌审旗王爷把这一带的土地卖给当地汉族群众耕种，蒙古族群众不得不迁离北去。随着天下大乱，金克敖包也成了盗墓贼光顾的对象。

为了保护蒙古族群众的神圣之地，当地汉族村民以盗墓贼也敬畏关老爷的心理，就决定以最大的第十三座敖包的北墙作为山墙，建起了一座蒙汉风格混搭、坐南朝北的关公庙。这座关庙还有一个奇特之处，那就是殿内没有关公塑像，而是在山墙上按照其他关庙供奉塑像的形制，彩绘了关公全身坐像，左右分立着关平和周仓。

而在关公巨幅画像下方嵌入墙中的小神龛内，又彩绘着白衣端坐的成吉思汗像，并摆放着木华黎铜牌像。

当地群众还有一种说法，之所以建造这座庙墓一体的关庙，奉祀关圣帝君，是因为在蒙古族群众的口碑里，传说木华黎是关公转世。但是清代徐珂在其《清稗类钞》卷六十四《丧祭类·以祀关羽愚蒙》中，则有不同的记述：因为清朝统治者认为满族是刘备，蒙古族是关羽。为了让蒙古族能像关羽忠于刘备那样忠于清朝，所以对关羽累加封赠神位尊号，以使蒙古族不生贰心。长此以往，让蒙古族众除了信奉喇嘛教外，最尊奉的就是关公。

而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一奇特的组合，两位隔代英雄的“敖包相会”，却促成了蒙汉人民在农历五月十三这一天共同祭祀关公和木华黎的文化盛会。这一体现蒙汉两种不同祭拜文化深度交融的文化盛会，一直持续到建国后，由于举国开展破除封建迷信运动，关公崇拜又仰仗金克敖包享受的少数民族政策的庇护，得以延续。到了“文革”“破四旧”非常时期，关公庙因为被蒙汉群众机智地当作生产队仓库，再次幸免于难。

新时期以来，当地村民重新公开祭祀关公，用布施得来的善款恢复重建起关公庙的时候，乌审旗的蒙族群众也来到金克十三敖包前举行那达慕大会，祭祀木华黎，并将刻着木华黎像的铜牌供奉在成吉思汗的画像之下。2009年，从江苏南京赶来的拜忠喜等人，自称是木华黎第二十五世后裔，在金克山十三敖包关公庙前立下石碑祭祀这位英名永传的祖先。而来自河南孟津长袋村的李姓族人，也声称是木华黎的后人，不但为祖先立下祭祀的石碑，还敬献了一块“恩泽百世”的牌匾。据说，河南著名作家李准也是木华黎的后裔。

如此隆重、热闹、和风雨无阻、持之以恒的祭祀关公、木华黎的活动，不但成为蒙汉人民经济文化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成为联系蒙汉人民的纽带，见证着蒙汉之间的兄弟情谊。

四

在榆林边关，不只是有与蒙古将军墓建在一起的关公庙，神木县的中鸡訾家河黑圪垯山顶的万佛寺，就是蒙汉群众公共建造的，在大保当镇贾明滩村的班禅庙中，也建有供奉关帝的殿堂。此外，在许多寺庙当中也都建有关帝殿，供奉又关公。如横山波罗寺、响水永兴寺、米脂万佛洞和华严寺等等；在蒙汉杂居的“伙盘地”也兴建了不少关庙，如定边县王来滩关帝庙、靖边县王家庙关帝庙、榆林马和高伙场关帝庙等等。

其实，在榆林，关帝庙不只是促进了蒙汉及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它还与传播到当地的“洋教”天主教融洽相处。比如在靖边县城的宁条梁镇上，由于西近宁夏，北靠内蒙，成为互通有无、换货贸易的互市交易集散地，自康熙年间日渐繁华起来。镇内西街祀奉关公的老爷庙，大约就修建于这一时期，不但成为蒙汉群众共同敬奉的诚信之神，还与回民的清真寺长期共存。

到了同治初年，天主教传入靖边县宁条梁镇一带。同治六年（1867）发生回乱，教会帮助宁条梁镇组建起一支洋枪队，抗击回民军的攻打。终因寡不敌众，被攻入镇子的回民军血洗，死伤无数，老爷庙和天主教堂也被烧毁。同治十年（1871），陕西回乱基本平息后，宁条梁镇居民又重新修起老爷庙；同治十一年，比利时教士叶茂枝由绥远来到宁条梁镇传教，也再次恢复了天主教堂，从此，老爷庙和天主教堂和睦相处长达一百多年。1979年以来，重新恢复的天主教堂与关帝庙，又揭开了与异族文化融合共处的新篇章了。

定边县堆子梁天主教堂的神父万斗轩先生，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教会恢复重建以来，他主持教会活动二十多年，就认为关公是中国人心目当中的上帝，所以不反对教友们去祭祀关公。

中华民族旗下的各兄弟少数民族共同信奉关公精神，不足为奇，因为我们是经过数千百年融合到一起的血浓于水的一家人。问题是置身现代文明进步当中的全球不同种族不同国度的民众，也跟随融入他们生活的华人华侨一起崇拜关公，这里面，就有了值得深入探究的文化精神层面的东西了。这种世人对“忠义仁勇”等普世的真善美价值观与道德修为，犹如对所需要的空气与水那样共同追奉的虔诚，或许就是为什么以关庙信俗形态的关公文化，能够超越国家与民族界限，伴随华人的脚步，遍及世界各地，为其他国家与民族认可和敬祀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