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帝祖庙│文化漫谈—明清时期晋商伦理中的关公情结

明清时期晋商在商界叱咤风云，雄踞一方，以财富总量衡量，居于十大商帮之首。在物质富足的同时，晋商在不断实践中沉淀出其特有的精神----晋商伦理。几百年过去了，尽管晋商商业衰落，辉煌不再，但晋商伦理却保持下来，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谈晋商伦理离不开关公。生于山西解州的关公，与植根于山西晋南的晋商有着天然的地域关系，晋商把关公作为了自己的精神偶像，关公在明清时期的地位、关公本身所包含的忠义仁勇对晋商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晋商伦理中渗透着关公情节，关公文化是晋商伦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内容。

在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产生过两位圣人，即文圣孔子和武圣关公，形成了相应的孔子思想和关公文化。历经千百年的积淀，孔子思想几起几落，有些内容受到了批判，有些内容还存有争议。而关公文化几乎没有受到批判，上至官下至民都十分推崇关公文化。这不仅因为关公文化群众性强，涉及面广、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延续性等特点，更主要的是关公文化中所推崇的忠仁义勇迎合了各个阶层的需求。如官取其忠，商取其义，民取其信。关公文化博大精深，雅俗共赏，具有极大的兼容并包性，乃至于儒家佛家道家都借关公宣传自己的思想，关公成为人们心中至高无上的神人。晋商与关公有着天然的地域联结，晋商在创业初期，历经磨难，心中更是渴望关公的庇佑，加之封建社会商人地位低下，享受不到一丝政策红利，晋商依附于关公，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定位。在商业发展兴盛期间，关公的忠仁义勇思想与晋商的精诚团结、诚信经商、以义制利、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精神不谋而合，关公伦理与晋商精神严丝合缝，似乎两者有着天然的联结。

一、关公“神格”地位的提升：晋商人格升华的依托

生于汉末山西解州人的关羽，在隋唐以前的知名度并不高，在关羽兵败麦城后，景耀三年才被追封为壮缪侯。隋唐时期因佛教盛行，关羽被佛教推崇借用，唐以后关羽的“忠义”越来越被推崇，据有政治伦理色彩意味。加封的缢号也越老越多。仅宋徽宗就先后加封关公为“忠惠公”、“崇宁真君”、“武安王”、“义勇武安王”等，关公的官方地位达到极致，民间习惯称其为关帝、关帝爷、关夫子、关圣帝君、协天大帝等。明清时期，关公神格地位至高无上，关公忠义勇仁的伦理品质激励处于疾苦的民众，民众也把关公作为护佑神膜拜，甚至对关公的崇拜有了宗教意味。而与关公同乡的晋商，更愿意把关公作为自己的保护神和精神偶像来膜拜。这其中的缘由可透过晋商的经历和心理过程反映出来。

首先，艰难起步及在商海中拓展生意的晋商需要关公的庇护。

当人们面临困境，举步维艰看不到前景的时候，往往寄希望于信仰。信仰可以使人们借助超人间的力量为处于困境中的人们提供安全感和心理慰籍。晋商在创业初期更是艰难。明清晋商创业初期从事贸易，艰难又危险，从西口出关冒着“刀砍头”的危险通过“杀虎口”，“十不还一”，加之官府盘剥，遇见自然灾年更是苦不堪言，经商的日子过得战战兢兢，正如晋商《商业论》书中所描述的，晋商外出办事，不要车马华丽恐遭人暗算，住客店也极尽低调，怕被人盯梢等等，许多晋商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自我缺失，人格备受摧残。晋商迫切希望有神灵的护佑保平安。集忠义仁勇为一身的关公，其地位无论从官方还是民间来讲都是至高的，加之与晋商作为同乡的天然连接，晋商对关公彻底膜拜，特别是遇到险境，晋商袋揣关公符或关公像，哪怕心中默念关公都是一种心理安慰，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定势，有事找关公，关公成为晋商的保护神，关公在晋商心中的地位神圣不可犯，在关公的庇佑下，晋商在商场上多了那么一点底气，进而锐意进取。

其次，晋商需要借助关公崇拜提升商人地位。

晋商所处的社会“士农工商”等级分明，商人地位明显低下，商人时常被人贬称为“奸商”，“贱商”，处处受到歧视和压制，享受不到政治红利，人格备受摧残。晋商在这种环境中迷失了自我，找不到归宿。关公崇拜，使晋商重拾自我，人格提升。明清之际，民间对关公的信仰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随之而来的神话传说、历史遗物的出现，祠堂庙宇的普建等都是关公崇拜的体现。晋商在这时期每到一处，广建会馆，会馆中供奉关公，每逢节日晋商必大规模举行祭奠仪式。关公伦理品质暂且不论，仅关公的地位，高尚的“神格”已使同乡顶礼膜拜，这种膜拜也使晋商心理有了归属，即便当时社会歧视商人，但晋商不惧，晋商通过关公崇拜把关公与自身结合起来，利用关公高尚的“神格”提升自己的地位。既然晋商追随的是关公，那经商又有什么可耻的呢？何况经商可以带来利润，安身立命？因此晋商完全颠覆了当时社会“学而优则仕”的主流，身体力行“学而优则商”的认知。晋商坚信其有关公庇佑，终会成功。因而有学者曾经认为，“关公精神的最终铸成是基于明清社会变迁引发的‘士农工商’到‘商士农工’的转变....而关公信仰的形成与明清十大商帮之首的晋商出现密切相关”。

最后，晋商希望通过关公与当时的官方文化---儒家伦理形成链接，提升品位。

仅管晋商认可“学而优则商”的发展道路，但并不等于晋商就摒弃了“士”的情结。只要对经商有利的机会，晋商都不会放弃。封建社会，经商过不了官府这一坎，商人除了纳税捐银外，熟读儒家诗书，与政府官员交往才游刃有余。关公被儒家尊为“礼”的化身。在晋商会馆中或坐或站的关公像，往往头戴夫子帽，手执《春秋》，成为会馆的一大标志。万历年间的宿儒李光缙认为，人们崇拜关羽，不仅表现在他尽忠，还表现在他实践了儒家的伦理规范。晚明儒、商已经以“义”作为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合流，以文会友，结社兴言，晋商在此过程中顺利完成了角色大反转，有了相对独立的人格。

二、关公“忠仁”伦理：晋商忠于商业团结商帮的伦理初衷

忠，即忠诚、忠良，在封建社会意指对君王忠心不二，而皇帝即是国家的象征，忠君即忠于国家。这种忠是发自内心的不离不弃。关公追随刘备南征北战，桃园三结义后更是对刘备忠心耿耿，“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进退，不避艰险”。直至临沮殉难，关公的忠从未改变。这种“专一”、“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一直被后人传颂。关公的“忠仁”伦理对精神影响极大。

其一，关公“忠”激励晋商爱商敬业。

晋商是商人，地位极其低下。但凡有办法，别省的人是不愿意经商的，即便经商，也是一条曲线发展之路，待商业获取利润后华丽转身，投身“士”的行列。但晋商不同，晋商从一开始就把商业做纯粹了，颠覆了“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主张“学而优则商”。这种对商业的执着折射出对商业的“忠”的敬业精神。在创业之初，晋商经历了九死一生，通过自身的努力，晋商在商场上有了一席之地。晋商深知经商不易，但他们没有放弃，本着对商业的深厚感情，晋商一丝不苟的恪尽职守，即便商业做大了，仍以扁担、麻绳、框子等创业初始的遗物告诫后人不忘初心，要保持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这本身就是对职业的“忠”的体现。除此之外，晋商在员工选拔和培训中特别注重“忠”的内容，把关公的“忠义”精神灌输给员工，培养员工敬业、爱业的精神。

其二，关公“忠”鞭策晋商商帮精诚团结。

自明清以降，商业贸易发达，单靠个人或家庭已经维持商业的局面难以为继，为了进一步拓展商业，在激烈竞争中取胜，明代开始以地域为标形成了商帮。在众多商帮中晋商帮最团结。这种团结同时表现的是一种不离不弃的相互忠诚。这得益于晋商老乡关公的影响。天南海北遍布山西商人，但形散神不散，晋商每到一处就会筹建山西会馆，以共同的信仰关公把晋商凝聚在会馆，共商商业大事，为有困难的晋商出谋划策，排忧解难。相与之间结交，犹如“桃园三结义”，荣辱与共。晋商把关公“忠”的伦理渗透到商帮，成为商帮团结的粘合剂。

其三，关公“仁”引导晋商宽厚仁慈。

仁，爱人，是一种处世哲学。关公宽厚仁慈，操的谋臣程昱说: “云长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人有患难，必须救之，仁义播于天下。”关公对敌、对友和下属都表现出宽厚仁爱之心，不谋己利。晋商在平时的人际交往中，往往秉持“和气生财”的理念，特别是与相与相处过程中，相互信任，互相扶持，不追名逐利。在同业往来中既保持平等竞争，又保持相互支持和关照。晋商票号业务广，是龙头老大，但晋商并没有因为票号实力强大而欺市霸行，排斥异己，晋商间通常都力求在行业竞争中同舟共济、利益均沾，对一些小规模的钱庄、钱铺、典当、帐局常常从资金上给予帮助。

三、关公“义”伦理：晋商商战中的诚信信用卡

三国中，与被描述成“奸绝”的曹操不同，关公是“义绝”，关公感恩刘备的知遇之恩，对刘备忠义一生，同时对于有恩于自己的曹操，甘愿冒着杀头的危险放行，表现出大义。正因为关公把义做绝了，关公“义不负心”，作为商人崇拜的“财神”，关公诠释了财富与信义的关系。在任何时候“义”都是第一位的，哪怕冒着杀头危险也要保全“义”。在关公文化中，“义”的伦理观对晋商影响是第一位的。

首先，关公：“义”是凝结异地商人最好的精神纽带。

晋商足迹遍及全国大江南北，经营范围几乎渗透了全国主要行业，在创业守业期间，晋商能够始终抱成团，互助协作，成为商帮之首，除了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天资聪慧的经商智慧外，关公精神中的“义”也不容忽视。关公一生身体力行一个“义”字，“义秉春秋”、“义参天地”、“义正乾坤”、“义不苟取”、“信义昭著”等关帝庙碑记、匾额、楹联中的赞誉之词足以证明关公是忠义的化身。晋商在集体性的定期祭祀中接受了关公优秀品质的潜移默化的教育。无论走在哪里，从事何种经营，晋商都会建立会馆，从维护本馆商人的共同利益出发，公议行规约束商人，更重要的是利用关公神袛的威慑力量，增强晋商的自我约束能力。晋商无论是经商还是处事，“义”字当头，始终把“义薄云天”的关公作为行事精神领袖，从而建立起一条颠扑不破的精神纽带，使晋商义行天下。

其次，关公“义”促使晋商遵循“以义制利”的义利观。

晋商在商业实践中遵循“以义制利”，在追求利的同时不忘义，坚决杜绝任何有损于义的事情。如复字商号胡麻油掺假事件充分体现了晋商不取不义之财。晋商的“义”也为晋商赢得了信誉。在票号经营时期，只有晋商开办的票号可以无门槛汇兑，这充分证明晋商的“义”已经为晋商赢得了信誉。晋商深知“售货无诀窍，信誉第一条”，这是儒家“义利观”的体现，与关公的“义”不谋而合，在商业买卖中不惨假，童叟无欺，讲求诚信。这张诚信信用卡在很长时间里使晋商在商战中立于不败之地。晋商“以义制利”的义举还表现在对国对民的帮助上。明清时期，灾荒连年，民不聊生。晋商不做“守财奴”，更不在国难时取不义之财，反而倾资帮助国家人民渡过难关。如光绪初年山西遭灾，饿殍遍地，乔家率先开仓放粮，资助乡民，当地有人称其为“义士”。

最后，关公“义”催生出晋商诚信经营的商业信用。 

关公“义”含义丰富，意蕴深远，其关键词即“不辜负”。晋商深知诚信在商业经营中的重要性，认为诚信不欺是经商取胜的关键，晋商把商业信誉看的高于一切，凡事都以关公的“忠义”为标准，绝不辜负顾客对自己的信任。晋商对顾客以诚相待，商品质量过关才会卖给顾客，“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秤平、斗满、尺满足”，乔致庸把经商之道总结为：“一是守信，二是讲义，三是取利”晋商票号在国内享有盛誉，国外也名声大振，这无不得益于“诚信”，诚信就如同信用卡，诚信更是道德品格投资，诚信经商，一生受益。如在对蒙贸易中，晋商与蒙人贸易基本靠信用，这种良好的商业信誉使晋商在商战中立于不败之地，这得益于关公的“义”伦理。

四、关公“勇”伦理：晋商自强不息、开拓创业精神的集中体现

关公勇猛人尽皆知，关公给人的外表形象即手拿青龙刀，胯下赤兔马，勇猛神威。关公的勇猛不是鲁莽，蕴藏着大智慧，是一种有胆有识的智者之勇，戏剧《三战吕布》、《过五关》等充分证明这一点，关公大义凛然，勇猛神武的形象深入人心。晋商有着关公般聪颖智慧，在商场勇闯天下，开拓进取即是关公“勇”的发扬光大。

晋商对关公“勇”的传承表现在晋商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

商场如战场。晋商在商海中摸爬滚打，是需要智慧的勇气的。社会对商人的排斥不认可已使许多立志于从商的人望而却步，但晋商义无反顾，在商业道路上勇往直前，这本身就需要勇气。早先晋商在关外从事贸易活动，走西口的路上险象丛生，稍不慎就会陷入无以复加的困境中，仅道听途说的一些险恶足以使别人宁愿困于家中而不敢迈出一步，但晋商凭着坚韧的毅力，为了生计，宁愿一搏，走西口，过关与外族做生意，没有智勇之人很难闯关成功，而晋商做到了。在关外晋商只身跋涉于商海，风餐露宿，艰难难以言说，但凭着毅力及心中的关公神，晋商坚持下来并且成功了。与粗鲁蛮横的满蒙人做生意，晋商更是智勇双全，最终赢得信任，淘得第一桶金。这些充分体现出晋商自强不息，有勇有谋的良好道德品质。

晋商对关公“勇”的发扬集中体现于晋商勇于承担风险，开拓创新的精神。

票号是晋商的一大创新。晋商在经商过程中，特别是长途贸易，来回银两运输风险极大，商品流转和资本周转慢，垫支资本过于庞大，资金不足时需要向社会借贷。基于此，晋商帮首创了帐局，经营存放款业务，帐局后来发展为票号。晋商商号遍布全国各地，商业网络规模庞大，各地商号盈利银两都需押解回山西总号，总号与分号间也需要资金调拨，而运送银两的任务主要由镖局承担。但是由于当时社会极不安宁，镖局运送现金风险极大，为了解决运现银问题，于是以汇兑形式出现的山西票号就产生了。晋商将“飞钱”的功能扩大，不仅可以凭票汇兑银两，而且可以借贷，这是金融业的雏形。山西票号远近闻名，这不仅是一种信用关系的体现，在票号创办之始，是有风险的，许多不确定性更是变幻莫测，如果晋商没有足够的勇气和谋略，票号是不可能创办的，这种勇气在某种程度上是种创新。创新是需要承担一定风险的，承担风险是需要勇气和谋略的。作为山西同乡关公的勇谋与晋商不谋而合。票号可以说是晋商有勇有谋开拓创新精神的实践成果，这种实践给晋商带来了无限商机，成为晋商发展的一大黄金机遇期。从 1823 年日升昌票号建立始，在将近一个世纪里山西票号几乎垄断了当时的金融业务，票号在为晋商赢取巨大利润的同时，其伟大创新也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享誉海内外。

关公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任何阶层行业都可以借鉴，拿来所用。而晋商作为关公老乡，从心理层面分析，与关公的感情更进一步，而关公文化中“忠义仁勇”在重农抑商的特定社会环境下，给予商人一线尊严，凭此雅俗共通文化，晋商找到了自身价值，并将此潜力发挥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境地。所以关公文化对晋商有深刻的影响。晋商以关公文化为依托，形成了晋商伦理中最基本的内核，晋商将关公作为其标志性信仰，与商帮精诚团结，以义取利，以诚取胜，凭着智勇精神，驰骋商海，名利双收。谈晋商离不开关公文化，晋商伦理是关公伦理在商业实践中的典范。

晋商不仅汲取了关公文化精髓为我所用，更是将关公文化发扬光大。晋商每到一处建立的会馆是对关公文化最直接的宣传。晋商经商辗转大江南北，在外地建造会馆，等于为其建造一所精神家园，与关公有关的建筑理所当然成为标志性的建筑。据不完全统计，散布在全国的会馆达三百多处，这些会馆无疑对关公文化起到了直接的宣传作用。晋商对关公文化的传播还表现在对关公戏的传播上。大多数晋商喜好听戏唱戏，而戏目中关公戏必不可少，和关公有关的各种题材的戏剧在当时非常盛行，如《赤壁鏖兵》、《骂吕布》、《襄阳会》、《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关张双赴西蜀梦》，《关云长千里独行》，《刘光张桃园三结义》等。同时，晋商本身对关公伦理的身体力行也是对关公文化的宣扬，晋商一系列义举诚信事例就是一部活的关公伦理戏。

关公文化与晋商伦理的天然联结我们不可忽视，在探讨两者积极性影响方面学者们不遗余力，但有一些不合时宜的因素，比如过分忠君是否对晋商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梁小民曾经断言，晋商生于创新死于保守，晋商伦理中一些积极的、与时俱进的内容自然与关公文化有联结，但也许从辩证的角度看问题，关公文化中一些不合时宜的因素是否也促成了晋商的衰败呢？这值得商榷，也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