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义仁勇：晋商理论与关公文化研究                            

在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产生过两位圣人，文圣孔子和武圣关公，形成了相应的孔子思想和关公 文化。历经千百年的积淀，孔子思想几起几落，而关公文化几乎没有受到批判，社会各个阶层都十分推崇关公文化。这与关公文化群众性 强、涉及面广、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延续性等特点相关，同时也与关公文化中所推崇的忠义仁勇的伦理品质迎合了各个阶层的需求有关。“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关公文化迎合了官取其忠、商取其义、民取其信的需求，其基本精神被推崇并长期延续下来。关公文化博大精深，雅俗共赏，具有极大的兼容并包性，乃至于儒释道都借关 公宣传自己的思想，关公成为各流派中至高无上的神，为人民大众所推崇。明清时期晋商在商界叱咤 风云，雄踞一方，“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在物质富足的同时，晋商创造了辉煌的商业文明，形成了晋商伦理。晋商伦理与关公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结，其首要体现在晋商与关公有着天然的地域联结特点。在封建社会，商人地位低下，享受不到一丝政策红利。晋商在创业初期，历经磨难，依附于关公，借助关公神格地位提高了自身人格地位，使商人职业有了归属。在商业发展兴盛期间，关公的忠仁义勇的伦理品质与晋商的精诚团结、诚信经商、以义制利、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精神密切相关，关公伦理与晋商精神严丝合缝，两者有着天然的联结。

关公“神格”地位：晋商人格升华的依托

生于汉末山西解州的关羽，在隋唐以前的知名度并不高，关羽兵败麦城后，景耀三年才被追封为壮缪侯。隋唐时期因佛教盛行，关羽被佛教推崇借用，唐以后关羽的“忠义”伦理品质越来越被推崇，具有政治伦理色彩。加封的缢号也越来越多，仅宋徽宗就先后加封关公为“忠惠公”“崇宁真君”“武安王”“义勇武安王”等，关公的官方地位达到极致。民间习惯称其为关帝、关帝爷、关夫 子、关圣帝君、协天大帝等。明清时期，关公神格地位至高无上，关公忠义勇仁的伦理品质激励疾苦民众，民众把关公作为护佑神膜拜，曾一度对关公的崇拜具 有宗教意味。与关公同乡的晋商，更是把关公作为 自己的保护神和精神偶像来膜拜，这其中的缘由可透过晋商的经历和心路历程反映出来。   

（1）关公“信仰”庇护了晋商的艰难创业   

当人们面临困境，举步维艰，看不到前景的时候，往往寄希望于信仰。信仰可以使人们借助超人间的力量为处于困境中的人们提供安全感和心理安慰。晋商在创业初期十分艰难。明清时期的晋商正处于创业初期，他们从事贸易的过程中，充满了艰难险阻，从西口出关冒着“刀砍头”的危险通过“杀虎口”，加之官府盘剥，遇见自然灾年更是苦不堪言，经商的日子过得战战兢兢，正如晋商《商业论》书中所描述的，晋商外出办事，不敢车马华丽，恐遭人暗算，一切衣食住行尽显低调，避免财富外露遭遇不测。封建社会商人地位低下，多数晋商在商业发展过程中历经千辛万险，自我缺失，人格备受摧残。晋商迫切希望有神灵的护佑保一路平安。集忠义仁勇为一身的关公，无论从官方还是民间来讲，关公地位至高无上，更重要的是关公与晋商作为同乡的天然连接，敬关公，以关公之名行商更易获得社会认同，因此晋商对关公彻底膜拜。特别是遇到险境，晋商袋揣关公符或关公像，从而获得心理安慰，长期习惯最终形成了一种心理定势，遇事寄托关公庇护，关公成为晋商的保护神。在关公的庇佑下，晋商在商场底气十足，锐意进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2）关公崇拜提升了晋商的商人地位

晋商所处的社会“士农工商”等级分明，商人地位明显低下，商人时常被人贬称为“奸商”“贱商”，处处受到歧视和压制，享受不到政治红利，人格备受摧残。晋商在这种环境中迷失了自我，找不到归宿。关公崇拜，使晋商重拾自我，人格提升。明清之际，民间对关公的信仰达到了至高的程度，随之而来的神话传说、历史遗物的出现、祠堂庙宇的普建等都是关公崇拜的体现。明清时期，晋商的关公崇拜主要是通过会馆实现的。晋商经商遍及全国各地，每到一处，都会广建会馆，供奉关公神像，每逢节日晋商必大规模举行祭奠仪式。关公伦理品质暂且不论，仅关公高尚的“神格”已使同乡顶礼膜拜，这种膜拜也使晋商心理有了归属，即便当时商 人地位低下，晋商仍然忠于商业，将商业“做纯粹”了。晋商通过关公崇拜把关公与自身结合起来，利用关公高尚的“神格”提升自己的人格地位；借助关公之名经商，商人事业也是高尚的，藉此经商安身立命，带来物质财富。因此，晋商完全颠覆了当时社会“学而优则仕”的主流，认为身体力行，“学而优则商”也是人生的理想出路。晋商坚信其有关公庇佑，终会成功。有学者曾经认为：“关公精神的最终铸成是基于明清社会变迁引发的‘士农工商’到 ‘商士农工’的转变……而关公信仰的形成与明清十大商帮之首的晋商出现密切相关。”

（3）关公文化提高了晋商的精神追求   

尽管晋商认可“学而优则商”的发展道路，但并不等于晋商就摒弃了“士”的情结。封建社会，官府对商人的管制非常严密，封建社会特有的体制导致官商关系中商永远处于弱势，这是当时的客观存在。商人经商必须与官府结交才能通畅，商人除了纳税捐银外，熟读儒家诗书，与政府官员交往，为行商提供便利，通过儒学中介而与官员政府交往提升了晋商的品味，而关公文化作为儒家文化的主要内容，被晋商推崇。关公被儒家尊为“礼”的化身。在晋商会馆中或坐或站的关公像，往往头戴夫子帽，手执《春秋》，成为会馆的一大标志。明朝万历年间的宿儒李光缙认为，人们崇拜关羽，不仅表现在他尽忠，还表现在他实践了儒家的伦理规范。晚明儒、商已经以“义”作为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以文会友，结社兴言，晋商在此过程中顺利完成了角色大反转，有了相对独立的人格。

关公“忠仁”伦理：晋商的伦理初衷

  忠，即忠诚、忠良，在封建社会意指对君王忠心不二，而皇帝即是国家的象征，忠君即忠于国家。这种忠是发自内心的不离不弃。关公追随刘备南征北战，桃园三结义体现的是对君主的“忠仁”，“寝则同 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 进退，不避艰险”。直至临沮殉难，关公的忠从未 改变。这种“专一”的精神一直被后人传颂。关公的“忠仁”伦理品质对晋商伦理精神影响极大。

（1） 激励晋商爱商敬业

明清时期重农抑商，士农工商，商人地位极其低下，一般民众如有其它出路是不愿意经商的，即便经商，也是一条曲线发展之路，待商业获取利润 后便投身“士”的行列。但晋商不同，晋商从始至终 就把商业“做纯粹”了，颠覆了“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主张“学而优则商”。这种对商业的执着追求折射出对商业的“忠”的敬业精神。在创业之初，晋商历经艰难险阻，通过自身的努力，在商场上有了一席之地。晋商深知经商不易，即便经商成功，积累了大量物质财富，他们也没有放弃商人职业，本着对商业的深厚感情，晋商一丝不苟地恪尽职守，即便商业辉煌，仍以扁担、麻绳、框子等创业初始的遗物告诫后人不忘初心，要保持艰苦奋斗、自强不 息的创业精神，这本身就是对职业的“忠”的体现。除此之外，晋商在员工选拔和培训中特别注重“忠”的内容，把关公的“忠义”伦理品质灌输给员工，培养员工敬业、爱业的精神。

（2） 鞭策晋商商帮精诚团结

自明清以降，商业贸易发达，单靠个人或家庭维持商业的局面难以为继，为了进一步拓展商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明代开始以地域为标形成了商帮。在众多商帮中，晋商最为团结。这种团结精神同时表现为一种不离不弃的相互忠诚，这亦得益于关公的影响。“晋商选人的第一条原则是只用山西人。天南海北遍布山西商人，但其形散神不散，晋商每到一处就会筹建山西会馆，以共同的信仰（关公信仰）把各地的晋商凝聚在会馆，共商经商大事，为有困难的晋商出谋划策，排忧解难。他们相互之间结交，“笃信义，崇正直，不欺所事，不负所托”，犹如“桃园三结义”，荣辱与共。晋商把关公“忠”的伦理品质渗透到商帮，成为商帮团结的粘合剂。

（3）引导晋商宽厚仁慈

仁，爱人，是一种处世哲学。关公宽厚仁慈，曹操的谋臣程昱说：“云长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人有患难，必须救之，仁义播于天下。”关公对敌、对友和下属都表现出宽厚仁爱之心，不谋己利。晋商在平时的人际交往中，往往秉持“和气生财”的理念，特别是相互之间相处过程中，互相扶持，不追名逐利。在同业往来中既保持 平等竞争，又保持相互支持和关照。晋商票号业务广，在全国居于首位，但晋商并没有因为票号实力强大而欺市霸行，排斥异己，晋商间通常都力求在行业竞争中同舟共济、利益均沾，对一些小规模的钱庄、钱铺、典当、帐局常常从资金上给予帮助。

关公“义”伦理：晋商经商之诚信精神

“义利之说乃儒家 第一要义。”历史上，与被描述成“奸绝”的曹操不同，关公是“义绝”，关公感恩刘备的知遇之恩，对刘备忠义一生，同时对于有恩于自己的曹操，甘愿冒着杀头的危险放行，表现出大义。正因为关公把义做绝了，关公“义不负心”，作为商人崇拜的“财神”，关公诠释了财富与信义的关系。“利，只在义之和”，在任何时候“义”都是第一位的，为了践行“义”，晋商表现出大义凛然的气度。在关公文化中，“义”的伦理观对晋商影响是第一位的，真正践行了“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的誓言。 

（1） 凝结异地晋商最好的精神纽带   

晋商足迹遍及全国大江南北，经营范围几乎渗 透了全国主要行业。在创业守业期间，晋商能够精 诚团结，互助协作，成为商帮之首。遇政府危急时刻，晋商也显示出其“义”，如在康熙征讨准格尔时，山西范氏兄弟“辗转沙漠万里，不 劳 官 吏…… 省国费以亿万计”。除了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天资聪慧的经商智慧外，关公精神中的“义”也不容忽视。关公一生身体力行一个“义”字，“义 秉春秋”“义参天地”“义正乾坤”“义不苟取”“信义昭著”等关帝庙碑记、匾额、楹联中的赞誉之词足以证明关公是忠义的化身。晋商在集体性的定期祭祀中接受了关公优秀品质的潜移默化的教育。晋商在各地商 行建立会馆，从维护本馆商人的共同利益出发，公议行规约束商人，更重要的是利用关公神袛的威慑 力量，增强晋商的自我约束能力。晋商无论是经商 还是处事，“义”字当头，始终把“义薄云天”的关公 作为行事的精神领袖，从而建立起一条颠扑不破的 精神纽带，使晋商义行天下。

（2）晋商义利观的集中体现   

晋商在商业实践中遵循“以义制利”，在追求利的同时不忘义，坚决杜绝任何有损于义的事情。如复字商号胡麻油掺假事件充分体现了晋商以义制利的伦理精神。晋商的“义”也为晋商赢得了信誉，在票号经营期间，只有晋商开办的票号可以无门槛汇兑，这充分证明晋商的“义”已经为晋商赢得了信誉。晋商深知“售货无诀窍，信誉第一条”，这是儒家“义利观”的体现，与关公的“义”相融合，在商业 买卖中不惨假，童叟无欺，讲求诚信。这种诚信在很长时间里使晋商在商战中立于不败之地。晋商“以义制利”的义举还表现在担当社会责任。明清时期，灾荒连年，民不聊生。晋商不做“守财奴”，更不在国难时取不义之财，倾资帮助国家人民渡过难关。如光绪初年山西遭灾，饿殍遍地，乔家率先开 仓放粮，资助乡民，被当地人称其为“义士”。

（3） 催生出晋商诚信经营的商业信用   

关公“义”含义丰富，意蕴深远，其关键词即 “不辜负”。晋商深知诚信在商业经营中的重要性， 认为诚信不欺是经商取胜的关键，晋商把商业信誉看得高于一切，凡事都以关公的“忠义”为标准，绝不辜负顾客对自己的信任。晋商对顾客以诚相待，商品质量过关才会卖给顾客，“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秤平、斗满、尺满足”是其必须遵守的原则。晋商典型代表乔致庸把经商 之道总结为：“一是守信，二是讲义，三是取利。”晋商票号在国内享有盛誉，国外也名声大振，这无不得益于“诚信”，诚信就如同信用卡，诚信更是道德品格投资，诚信经商，一生受益。在对蒙贸易中，晋商与蒙人贸易基本靠信用，这种良好的商业信誉使晋商在商战中立于不败之地，这得益于关公的“义”伦理。

  关公“勇”伦 理

 关公勇猛人尽皆知，关公给人的外表形象即手拿青龙刀，胯下赤兔马，勇猛神威。关公的勇猛不是 鲁莽，而是蕴藏着大智慧，是一种有胆有识的智者之 勇，关公大义凛然、勇猛神武的形象深入人心。晋商 有着关公般聪颖智慧，在商场勇闯天下，开拓进取， 即是对关公“勇”的伦理品质的发扬光大。   

（1） 晋商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传承

晋商经商中历尽艰难险阻，最终在明清时期“执金融界牛耳”，这是需要智慧和勇气的。封建社会对商人的排斥已使许多立志于从商的人望而却步，但晋商却义无反顾，在商业道路上勇往直前，这本身就需要勇气。创业初期，晋商在关外从事贸易活动，走西口的路上险象丛生，稍有不慎就会陷入无以复加的困境之中，但晋商凭着坚韧的毅力，走西口，过关与外族做生意，没有智勇之人很难闯关成功，而晋商做到了。在关外晋商只身跋涉于商海，风餐露宿，凭借着毅力及心中的关公信仰，晋商克服重重困难，坚持经商并且成功了。与满蒙人做生意，晋商更是智勇双全，最终赢得信任，淘得第一桶金。这些充分体现出晋商自强不息、有勇有谋的良好道德品质。

（2）晋商承担风险、开拓创新的伦理精神实践   

票号是晋商的一大创新。晋商在经商过程中，特别是长途贸易过程中，银两运输风险极大，商品流转和资本周转慢，垫支资本过于庞大，资金不足时需要向社会借贷，晋商在长期经商实践中首创了账局，经营存放款业务，账局后来发展为票号。晋商商号遍布全国各地，商业网络规模庞大，各地商号盈利银两都需押解回山西总号，总号与分号间也需要资金调拨，而运送银两的任务主要由镖局承担。由于当时社会极不安宁，镖局运送现金风险极大，为了解决运现银问题，以汇兑形式出现的山西票号就产生了。晋商将“飞钱”的功能扩大，不仅可以凭票汇兑银两，而且可以借贷，这是金融业的雏形。山西票号远近闻名，这不仅是一种信用关系的体现，在票号创办之始，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如果晋商没有足够的勇气和谋略，票号是不可能创办的，这种勇气在某种程度上是种创新。创新是需要 承担一定风险的，承担风险是需要勇气和谋略的，关公的勇谋与晋商不谋而合。票号是晋商有勇有谋、开拓创新精神的实践成果，这种实践给晋商带来了无限商机，成为晋商发展的一大黄金机遇期从1823年日升昌票号建立始，在将近一个世纪里山西票号几乎垄断了当时的金融业务，票号在为晋商赢取巨大利润的同时，其伟大创新也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享誉海内外。

关公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任何行业都可以借鉴。晋商作为关公同乡，从心理层面分析，与关公的感情更进一步，而关公文化中“忠义仁勇”的伦理品质在重农抑商的特定社会环境下，给予商人一丝尊严，凭此雅俗共通文化，晋商找到了自身价值，并将其发扬光大。关公文化对晋商有深刻的影响。以关公文化为依托，晋商形成了其伦理思想中最基本的内核，即与商帮精诚团结、以义取利、以诚取胜相联系，凭着智勇精神创造了晋商的辉煌和特有的商业伦理精神。晋商伦理是关公伦理在商业实践中的典范。

作者简介：

王晋丽（1980年——），女，讲师，博士，从事专业：伦理学、教育哲学。

文章来源：《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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