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是关公崇拜形成的源头、成长的土壤、发展的基础。民间大众的关公崇拜，一方面是崇敬关公人格，把关公的优秀品德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榜样和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关公亡命涿郡前的“仗义行侠”、桃园结义后对刘备的忠诚、华容道释曹时的义气、威震华夏时的神勇等，正是平民百姓所追求的精神偶像的品质。另一方面是崇拜关公的神格力量，企盼关公的神灵护国佑民，带来风调雨顺的丰收年景，保佑大家过上安宁的日子，保佑每一个家庭平安和顺。在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的古代社会中，平民百姓对于现实生活和未来命运有着美好的祈盼和向往。但是，实际地位的低下和对不公际遇的无奈与愤懑，使他们产生借助外来的精神力量改变现实、改变命运的心理需求。主持正义、惩恶佑善、法力无边的关公之神便成为民众尊奉祈祷的对象。这样，关公就自然地受到百姓的爱戴和尊敬，并逐步走上大众顶礼膜拜的神坛。

民间大众的关公崇拜，见于文字记载的，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民间传说故事对关羽的神化；二是民间集资修建关庙的增多；三是以祭祀关帝为发端、逐步演变为关公庙会等民俗的形成。

隋唐之时，民间的关公崇拜逐渐活跃起来。民间传说中关公日益突出，而不再与其他三国人物相提并论。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记录有这样一则传说：“武宗之元年，戎州水涨，浮木塞江。刺史赵士宗召水军接木，约获百余段。公署卑小，地窄不敷用，因并修开元寺。后月余日，有夷人逢一人如猴，著故青衣，亦不辨何制，云关将军差来采木，今被此州接去，不知为计，要须明年却来取。夷人说于州人。至二年七月，天欲曙，忽暴水至。州城临江枕山，每大水犹去州五十余丈。其时水高百丈，水头漂二千余人。州基地有陷深十丈处，大石如三间屋者，堆积于州基。水黑而腥，至晚方落，知州官虞藏圮及官吏才及船投岸。旬月后，旧州地方干，除大石外，更无一物。惟开元寺玄宗真容阁去本处十余步，卓立沙上，其他铁石像，无一存者。”关将军派一猴人来采木，运木的方式则是依靠洪水波涛，“关将军”已经有了一定的神秘色彩。通过平民百姓的口碑传颂，英雄故事逐渐演绎为带有神秘性质的民间传说，流传至今的大量关公传说就有“南海龙王转世”、“关羽借雨”等。

宋元时期，民间的崇关之风进一步发展。其一，关公的民间神话传说增多，如“李若水受关公显灵赴靖康之难”、“关公神方疗疮”、“关公转世岳飞”等等。其二，在城市经济迅速发展的带动下，市井俗文学勃兴。“说三分”、戏曲、皮影等艺人们在搜罗采集正史、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创作了许多的三国艺术作品，使关公英雄故事在市民阶层广为传诵，关公的忠义神勇激发起更为广泛和强烈的共鸣。张耒《明道杂志》记载：“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赖百方诱导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辄为之泣下，嘱弄者且缓之。”这段故事生动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关公的敬重和情感上的认同。著名话本《三国志平话》的出现，使关公系列故事和关公艺术形象基本成型，加之元杂剧的进一步烘托、渲染，关公在大众心目中日益成为忠义绝伦、神勇无敌的楷模和典范，极大地推动了民间对关公的景仰和尊崇。其三，民间祭祀更加广泛，且逐步习俗化。宋元时代，关庙的大量出现给平民百姓提供了祭祀的方便。《宋会要辑稿·礼二十》在记载当阳汉寿亭侯祠时说：“邑民疫疠，必祷寺僧以给食。”百姓出于对关公的崇敬，也开始捐资建关庙。1177年(金大定十七年)，解州乡民王兴捐资修葺常平家庙的关王祖塔；1306年(元大德十年)，洪洞县乡民苏汉臣募资创建关王庙；延祷中，大同县商贾立关帝祠于丁字街。当时，祭关的日期逐渐固定下来，祭祀礼仪也十分隆重。郝经《汉义勇武安王庙碑》所记：“夏五月十三日，秋九月十有三日，则大为祈赛，整仗盛仪，旌甲旗鼓，长刀赤骥，俨如王生”。就充分印证了这些情形。

明清时期，由于皇家的推崇、宗教的宣传、商人的参与、文学艺术的渲染，民间对关公的崇拜也达到高潮。关公的神话传说层出不穷，仅明清时《解梁关帝志》就收录有建玉泉、破蚩尤、勉忠良、救水厄、恤贞孝、佑忠义、全仙游城、显圣杀寇、关夫子讲学等传说。民间崇拜更加广泛，如方孝孺《关王庙碑》所云：“古之享天下万世祀者，必有盛德大烈被乎人人。其或功盖一时，名震一国，祀事止于其乡，而不能及乎远。惟汉将关侯云长穷荒远裔，小民稚子，皆知尊其名，畏其威，怀其烈。”关公在民众心目中成为无所不能的神灵，以至于抗御水旱、消弭战乱、科考举士、求取功名、官司诉讼、打卦算命、习武练功等等都求助于“关圣”；惩恶扬善、扶危济困、打抱不平、伸张正义等，藉“关圣”庇佑也可如愿以偿。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六《滦阳消夏录六》载，1742年(乾隆十七年)，江南乡试，一士子在三月初一日，吃斋沐浴祈祷，请求关羽指示试题，“得一签日：‘阴里相看怪尔曹，舟中敌国笑中刀。藩篱剖破浑无事，一种天生惜羽毛。’是科《孟子》题为‘曹交问日：‘人皆可以为尧舜’，至‘汤九尺’，应首句也；《论语》题为‘夫子莞尔而笑日：割鸡焉用牛刀’，应第二旬也；《中庸》题为‘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应第四句也。是真不可测矣。”《神钺记》记载说，嘉靖三十七年，“京师正阳门外帝之庙素称灵赫，有王姓者持钱乞签，卜杀其母，亦即昏眩，大呼伏地云：‘帝缚我，帝缚我，欲尔尔。’逻者以其事闻上，命送大理狱。”全国许多乡村，每遇干旱，往往求助于玉皇、龙王和关帝，这种“乡俗”甚至影响到了官员和皇帝。据《清文宗实录》载：1854年(咸丰四年)五月，因京师“入夏以来，尚未得雨”，十九日，咸丰帝奕许亲到天坛和关帝庙上香行礼祈雨，“即于是日酉刻，浓云密布，雷电交作，甘澍滂沱”。

明清时期，由于皇家的大力倡导，全国各地普遍兴建了关庙，其中直省府州县关庙主要为官修成或官修民助，而乡镇村关庙多为民间集资修筑。这方面的事例在各地的方志中都有记载，不胜枚举。与此同时，各地为祭祀关公举行的关帝庙会逐渐增多，且日益隆重。庙会除了迎祭神祗外，还进行名目繁多、种类庞杂的曲艺表演和商货交易。最常见的是农历五月十三日，相传这一天是关帝诞辰，是日全国大多数关庙都要举行庙会。清同治湖南《巴陵县志》载，五月十三日，“乡中多相率为‘关帝会’祀神者，古传是日为关帝生日也”。嘉庆《宁夏府志》云，五月十三日之前一天，“备仪仗迎神，前列社火，周游城中”。四川道光《万州志》载，五月十一日，军民迎关夫子出游。十三日，集庙中，具醴酒，备牲仪，祭毕会饮，谓之“饮福”。云南《宜良县志》记载：“五月十三日庆祝‘关帝诞’，编竹贮香，饰以五彩人物、花卉，新奇工巧，高二三丈，大可以围，约三四对，名‘三香会’。又迎合阁彩亭，乡幡珠盖。自十三至十八演戏敬神，始燃大香，观者如堵，称盛会焉。”北京十里河关帝庙在广渠门外,“每至五月，自十一日起，开庙三日，梨园献戏，岁以为常”(富察敦崇《帝京岁时记》)。

相传六月二十四日是关羽的受封日，全国不少关庙也举行庙会活动。北京十里河关庙六月二十四日的“赛会”，届期“鞭炮之多，与新年无异”。湖北武汉，六月二十四日有“关王会”，里中各演剧迎赛最盛。有一首诗专门描述庙会的盛况说：“争将故事演新妆，枷锁高跷亦太狂。赤日烧空人泛蚁，年年六月赛关王。”

四月十八日也是祭祀关羽的时间。辽宁《新民县志》卷十八“礼仪民俗”载，该日即为县城关帝庙“香火会期。届期，赴会红男绿女，概不乏人”。吉林西安县城东山根关庙，每年四月十八日及二十八日，“村妪乡童络绎焚香祝祷”。

清乾隆时期，山西运城解州关帝庙庙会已具备相当大的规模和影响。庙会每年两次，会期一个月，时间为农历四月初八、九月初九。每逢会期，商贾云集，官人游客，人物荟萃。经商的、卖艺的、开店的、唱戏的，七十二行各显神通。蒙古的皮货、马匹，四川的药材，湖北的竹木器具，浙江的丝织绸缎，景德镇的瓷器等，四方货物云集一市。进出马帮络绎不绝，叫卖声此起彼伏，市场上人声鼎沸，月余不衰。

除四月初八、九月初九外，每年六月二十二(诞辰)、九月十三(忌日)、五月十三日(赛会)，乡民们都要前往解州关帝庙和常平村关圣家庙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这种祭祀活动大致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一村、一社或者一族(同姓者)为一伙前往关庙祭拜，祭品由村社购置，或摊派分户制作；祭典由村长、社首、族长主持(主祭)；所用锣鼓仪仗均专门训练，敲打套数、排列秩序亦有讲究；献演的戏剧有的出资聘请专业班社，有的是本村社的“家戏”登台。乡民们称这种祭祀为“公祭”。另一种是一家一户祭拜，由家长、户主主持，仪程相对较简，有的前往关庙进行，有的在自家正屋神位是挂关公圣像，焚香祭祝。

此外，还有正月、三月祭祀关帝的。如贵州安平县，每逢正月十三日，“羊场河等寨迎关圣帝君”；正月十八日，车头等寨迎关圣帝君，“皆新衣、锣鼓、花爆、旗帜，男妇老幼沿途塞巷，观者如堵墙。余村则鸣锣击鼓，歌唱为乐”(道光《安平县志》)。云南建水县也在正月十三日“祀关帝”。清光绪广东《海阳县志》载，三月有“关帝庙会”，“各乡都又次第踵行”。

民间自发的、家庭式的关公崇拜更为普及，明代大儒李贽在《关王告文》中写道：“盖至于今日，虽男妇老少，有识无识，无不拜公之像，畏公之灵”福建东山岛迄今仍沿袭了家家户户奉关公像，祭拜关公的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