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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大众的关公崇拜(1)
2017/4/21 11:41:03   次浏览

民间是关公崇拜形成的源头、成长的土壤、发展的基础。民间大众的关公崇拜,一方面是崇敬关公人格,把关公的优秀品德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榜样和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关公亡命涿郡前的“仗义行侠”、桃园结义后对刘备的忠诚、华容道释曹时的义气、威震华夏时的神勇等,正是平民百姓所追求的精神偶像的品质。另一方面是崇拜关公的神格力量,企盼关公的神灵护国佑民,带来风调雨顺的丰收年景,保佑大家过上安宁的日子,保佑每一个家庭平安和顺。在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的古代社会中,平民百姓对于现实生活和未来命运有着美好的祈盼和向往。但是,实际地位的低下和对不公际遇的无奈与愤懑,使他们产生借助外来的精神力量改变现实、改变命运的心理需求。主持正义、惩恶佑善、法力无边的关公之神便成为民众尊奉祈祷的对象。这样,关公就自然地受到百姓的爱戴和尊敬,并逐步走上大众顶礼膜拜的神坛。

民间大众的关公崇拜,见于文字记载的,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民间传说故事对关羽的神化;二是民间集资修建关庙的增多;三是以祭祀关帝为发端、逐步演变为关公庙会等民俗的形成。

隋唐之时,民间的关公崇拜逐渐活跃起来。民间传说中关公日益突出,而不再与其他三国人物相提并论。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记录有这样一则传说:“武宗之元年,戎州水涨,浮木塞江。刺史赵士宗召水军接木,约获百余段。公署卑小,地窄不敷用,因并修开元寺。后月余日,有夷人逢一人如猴,著故青衣,亦不辨何制,云关将军差来采木,今被此州接去,不知为计,要须明年却来取。夷人说于州人。至二年七月,天欲曙,忽暴水至。州城临江枕山,每大水犹去州五十余丈。其时水高百丈,水头漂二千余人。州基地有陷深十丈处,大石如三间屋者,堆积于州基。水黑而腥,至晚方落,知州官虞藏圮及官吏才及船投岸。旬月后,旧州地方干,除大石外,更无一物。惟开元寺玄宗真容阁去本处十余步,卓立沙上,其他铁石像,无一存者。”关将军派一猴人来采木,运木的方式则是依靠洪水波涛,“关将军”已经有了一定的神秘色彩。通过平民百姓的口碑传颂,英雄故事逐渐演绎为带有神秘性质的民间传说,流传至今的大量关公传说就有“南海龙王转世”、“关羽借雨”等。

宋元时期,民间的崇关之风进一步发展。其一,关公的民间神话传说增多,如“李若水受关公显灵赴靖康之难”、“关公神方疗疮”、“关公转世岳飞”等等。其二,在城市经济迅速发展的带动下,市井俗文学勃兴。“说三分”、戏曲、皮影等艺人们在搜罗采集正史、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创作了许多的三国艺术作品,使关公英雄故事在市民阶层广为传诵,关公的忠义神勇激发起更为广泛和强烈的共鸣。张耒《明道杂志》记载:“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赖百方诱导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辄为之泣下,嘱弄者且缓之。”这段故事生动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关公的敬重和情感上的认同。著名话本《三国志平话》的出现,使关公系列故事和关公艺术形象基本成型,加之元杂剧的进一步烘托、渲染,关公在大众心目中日益成为忠义绝伦、神勇无敌的楷模和典范,极大地推动了民间对关公的景仰和尊崇。其三,民间祭祀更加广泛,且逐步习俗化。宋元时代,关庙的大量出现给平民百姓提供了祭祀的方便。《宋会要辑稿·礼二十》在记载当阳汉寿亭侯祠时说:“邑民疫疠,必祷寺僧以给食。”百姓出于对关公的崇敬,也开始捐资建关庙。1177年(金大定十七年),解州乡民王兴捐资修葺常平家庙的关王祖塔;1306年(元大德十年),洪洞县乡民苏汉臣募资创建关王庙;延祷中,大同县商贾立关帝祠于丁字街。当时,祭关的日期逐渐固定下来,祭祀礼仪也十分隆重。郝经《汉义勇武安王庙碑》所记:“夏五月十三日,秋九月十有三日,则大为祈赛,整仗盛仪,旌甲旗鼓,长刀赤骥,俨如王生”。就充分印证了这些情形。

明清时期,由于皇家的推崇、宗教的宣传、商人的参与、文学艺术的渲染,民间对关公的崇拜也达到高潮。关公的神话传说层出不穷,仅明清时《解梁关帝志》就收录有建玉泉、破蚩尤、勉忠良、救水厄、恤贞孝、佑忠义、全仙游城、显圣杀寇、关夫子讲学等传说。民间崇拜更加广泛,如方孝孺《关王庙碑》所云:“古之享天下万世祀者,必有盛德大烈被乎人人。其或功盖一时,名震一国,祀事止于其乡,而不能及乎远。惟汉将关侯云长穷荒远裔,小民稚子,皆知尊其名,畏其威,怀其烈。”关公在民众心目中成为无所不能的神灵,以至于抗御水旱、消弭战乱、科考举士、求取功名、官司诉讼、打卦算命、习武练功等等都求助于“关圣”;惩恶扬善、扶危济困、打抱不平、伸张正义等,藉“关圣”庇佑也可如愿以偿。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六《滦阳消夏录六》载,1742年(乾隆十七年),江南乡试,一士子在三月初一日,吃斋沐浴祈祷,请求关羽指示试题,“得一签日:‘阴里相看怪尔曹,舟中敌国笑中刀。藩篱剖破浑无事,一种天生惜羽毛。’是科《孟子》题为‘曹交问日:‘人皆可以为尧舜’,至‘汤九尺’,应首句也;《论语》题为‘夫子莞尔而笑日:割鸡焉用牛刀’,应第二旬也;《中庸》题为‘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应第四句也。是真不可测矣。”《神钺记》记载说,嘉靖三十七年,“京师正阳门外帝之庙素称灵赫,有王姓者持钱乞签,卜杀其母,亦即昏眩,大呼伏地云:‘帝缚我,帝缚我,欲尔尔。’逻者以其事闻上,命送大理狱。”全国许多乡村,每遇干旱,往往求助于玉皇、龙王和关帝,这种“乡俗”甚至影响到了官员和皇帝。据《清文宗实录》载:1854年(咸丰四年)五月,因京师“入夏以来,尚未得雨”,十九日,咸丰帝奕许亲到天坛和关帝庙上香行礼祈雨,“即于是日酉刻,浓云密布,雷电交作,甘澍滂沱”。

明清时期,由于皇家的大力倡导,全国各地普遍兴建了关庙,其中直省府州县关庙主要为官修成或官修民助,而乡镇村关庙多为民间集资修筑。这方面的事例在各地的方志中都有记载,不胜枚举。与此同时,各地为祭祀关公举行的关帝庙会逐渐增多,且日益隆重。庙会除了迎祭神祗外,还进行名目繁多、种类庞杂的曲艺表演和商货交易。最常见的是农历五月十三日,相传这一天是关帝诞辰,是日全国大多数关庙都要举行庙会。清同治湖南《巴陵县志》载,五月十三日,“乡中多相率为‘关帝会’祀神者,古传是日为关帝生日也”。嘉庆《宁夏府志》云,五月十三日之前一天,“备仪仗迎神,前列社火,周游城中”。四川道光《万州志》载,五月十一日,军民迎关夫子出游。十三日,集庙中,具醴酒,备牲仪,祭毕会饮,谓之“饮福”。云南《宜良县志》记载:“五月十三日庆祝‘关帝诞’,编竹贮香,饰以五彩人物、花卉,新奇工巧,高二三丈,大可以围,约三四对,名‘三香会’。又迎合阁彩亭,乡幡珠盖。自十三至十八演戏敬神,始燃大香,观者如堵,称盛会焉。”北京十里河关帝庙在广渠门外,“每至五月,自十一日起,开庙三日,梨园献戏,岁以为常”(富察敦崇《帝京岁时记》)。

相传六月二十四日是关羽的受封日,全国不少关庙也举行庙会活动。北京十里河关庙六月二十四日的“赛会”,届期“鞭炮之多,与新年无异”。湖北武汉,六月二十四日有“关王会”,里中各演剧迎赛最盛。有一首诗专门描述庙会的盛况说:“争将故事演新妆,枷锁高跷亦太狂。赤日烧空人泛蚁,年年六月赛关王。”

四月十八日也是祭祀关羽的时间。辽宁《新民县志》卷十八“礼仪民俗”载,该日即为县城关帝庙“香火会期。届期,赴会红男绿女,概不乏人”。吉林西安县城东山根关庙,每年四月十八日及二十八日,“村妪乡童络绎焚香祝祷”。

清乾隆时期,山西运城解州关帝庙庙会已具备相当大的规模和影响。庙会每年两次,会期一个月,时间为农历四月初八、九月初九。每逢会期,商贾云集,官人游客,人物荟萃。经商的、卖艺的、开店的、唱戏的,七十二行各显神通。蒙古的皮货、马匹,四川的药材,湖北的竹木器具,浙江的丝织绸缎,景德镇的瓷器等,四方货物云集一市。进出马帮络绎不绝,叫卖声此起彼伏,市场上人声鼎沸,月余不衰。

除四月初八、九月初九外,每年六月二十二(诞辰)、九月十三(忌日)、五月十三日(赛会),乡民们都要前往解州关帝庙和常平村关圣家庙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这种祭祀活动大致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一村、一社或者一族(同姓者)为一伙前往关庙祭拜,祭品由村社购置,或摊派分户制作;祭典由村长、社首、族长主持(主祭);所用锣鼓仪仗均专门训练,敲打套数、排列秩序亦有讲究;献演的戏剧有的出资聘请专业班社,有的是本村社的“家戏”登台。乡民们称这种祭祀为“公祭”。另一种是一家一户祭拜,由家长、户主主持,仪程相对较简,有的前往关庙进行,有的在自家正屋神位是挂关公圣像,焚香祭祝。

此外,还有正月、三月祭祀关帝的。如贵州安平县,每逢正月十三日,“羊场河等寨迎关圣帝君”;正月十八日,车头等寨迎关圣帝君,“皆新衣、锣鼓、花爆、旗帜,男妇老幼沿途塞巷,观者如堵墙。余村则鸣锣击鼓,歌唱为乐”(道光《安平县志》)。云南建水县也在正月十三日“祀关帝”。清光绪广东《海阳县志》载,三月有“关帝庙会”,“各乡都又次第踵行”。

民间自发的、家庭式的关公崇拜更为普及,明代大儒李贽在《关王告文》中写道:“盖至于今日,虽男妇老少,有识无识,无不拜公之像,畏公之灵”福建东山岛迄今仍沿袭了家家户户奉关公像,祭拜关公的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