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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对关公的崇拜(4)
2017/4/21 11:40:18   次浏览

关公在世时,主要担任军职。刘备称“汉中王”,封拜五位将军,关公列于其首。最后,他又是在战场上以身殉国,十分惨烈。因此人们对关公的纪念和祭奠最初是作为“国殇”、“烈士”纪念的,并以此为发端,逐步被推崇为军人、武士的典范和楷模。宋人曾三异在《同语录》中就说过:“《九歌·国殇》,非关云长之辈不足以当之,谓生为人杰,死为鬼雄也。”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荡,战乱频仍,三国英雄的故事得到传播。史家们记述战将的勇猛时往往比喻为关羽、张飞,如《晋书·苻生载记》写王飞、邓羌、彭越等人时称:“骁勇多权略,攻必取,战必胜,关、张之流,万人之敌者。”《陈书·萧摩诃传》记萧摩诃时云:“君有关、张之名,可斩颜良矣!”从唐代开始,关公被正式列入国家祭祀的武神从祀者之列,到明代又取代姜子牙的地位,成为武庙中的主神。作为战神、武神、保护神,是关公崇拜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中的基本命意所在。

许多军人本来就钦佩关公的勇武精神,对他于万众之中斩颜良,围攻襄樊时俘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以及箭伤中毒后“刮骨疗毒”言笑自若等作为军人的英勇行为,由衷钦佩。再加上小说、戏曲的演绎,关羽身经百战、驰骋疆场的精彩故事就更加深入人心,成为鼓舞军人的精神力量。而历代国家政权的崇拜和提倡,又无不突出他“武安”、“勇武”、“神勇”的特点,更使关公成为整个国家军队的武神,成为全体军人的精神支柱和崇拜对象。封建王朝十分注重在军队和军人中大力提倡关公崇拜,其用意一是以关公忠义品德培养国家军队效忠皇权的思想;二是以关公勇武精神鼓舞士气,使军人勇敢作战;三是以“关公神灵保佑”来增强军队、军人的胜利信心,减轻和克服不利形势下的恐慌、动摇情绪。军人对关公的崇拜基本上是符合这些宗旨的。同时,也有不少军人从关公崇拜中增强了守土有责、护国安民、临危不惧、义气相许等军人品格。还有一些深信关公为神的军人,企盼关公神灵保佑自己作战顺利、转危为安、平安归来。总之,历史上军人对关公的崇拜有着自己特定的内容。而战前战后的祀关,也是军人崇拜的一种特殊形式。

中国古代自周以来,天子出征,便有祈祷武神庇佑的仪典“杩祭”。后来,历代王朝建立武庙,先是以轩辕黄帝为武庙主神,汉晋以后亦有祀项羽为武神者,从唐代开始以姜子牙为武庙主神,关公以蜀关将军汉寿亭侯的身份被列入从祀之列,正式进入武庙。宋初,关公一度迁出武庙,至仁宗时又恢复原有位置,但其地位远在张良等“十哲”之后。后来,广西侬智高反叛,侬曾祈求关神助其成功,关神不应,遂毁其庙。狄青平叛后,重建关祠,宋仁宗还特赐祠额。宋代帝王们给他加赠的封号着眼于“武安”、“义勇”。自南宋至明初,则形成了关公与岳飞并列为“武圣”的局面。关公在军事上的地位和影响正在逐步提升和扩大。1108(大观二年),进封武安王;1123年(宣和五年),再加“义勇”二字。

明代,封建统治者为维护政权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宁,不断提高关公的武神地位。1486年(成化二十二年),明宪宗下令重修奉祀刘备、关羽、张飞的三义庙,其目的是企图靠刘、关、张的神灵保佑“兵革不兴,海宇宁谧”(《宛署杂记·御制重建三义庙碑》)。1509年(正德四年),明武宗朱厚照赐南京关庙“忠武"庙额,其意在借关公的“忠义神武”庇佑天下太平、疆域永固。其后的王朝赋予关公“伏魔”、“神威远震”、“神武”等封号中,也明显包含着他们对关公以其“神威”、“神武”震慑天下的期望。明代,皇家因关公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视死如归、英勇善战等品质,更合乎他们选定武神的标准。所以,把关公推为武庙崇祀的主神,取代了沿袭数百年的姜子牙,成为新的“武圣”。除在京都、府州县城兴建武庙、祭拜关公外,还在各关隘、边陲、海隅大建武庙、关庙。早在1387年(明武洪二十年),江夏侯周德便奉命在福建东山岛创建关王庙。明代最重要的军事防御设施“万里长城”东端的山海关,建有7座关帝庙,西边的嘉峪关有建于1506年(明正德元年)的雄伟关庙。另外,山西大同、河北蓟县等九边重镇也建有关庙。这些军事要地建立关庙,主要是为了震慑外敌、壮大军威、激励忠勇、鼓舞士气。

特别是清代,由于关公崇拜达到了极盛,封建统治者要把关公奉作佑国强军、阻击外寇、平定叛乱、镇压民变、安邦定国的至尊神灵。在清代,有许多带兵将领的奏报和皇帝的谕旨中都有“关帝显灵”护佑清军获胜的内容,其中不无偶然因素和夸饰渲染,不无带兵将领有意迎合皇帝意图的情况,但也从一种特定角度反映了军人对关公的崇拜。

在维护国家统一和反对外敌入侵的战争中,关公崇拜经常成为鼓舞清军将士奋力作战的精神力量。反映这方面战例的奏谕不少,如乾隆中期,新疆准部阿睦尔撒纳和回部大小和卓木先后发动叛乱,清政府派兵入新疆,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经过广大官兵的浴血奋战终于平定叛乱。在平叛过程中,清政府宣称得到关帝的帮助,因此,又给关帝赐加新的封号。乾隆帝御制的一则碑文写道:“我国家久仰灵威,近于西师之役,复昭蒙佑顺,因特加封号日:‘忠义神武灵佑’,并允太常议,于地安门外神庙,恭书新号神牌

又如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喜马拉雅山以南的廓尔喀部在英国侵略者怂恿和支持下入侵西藏。清廷遣大将军福康安率军入藏,击败廓尔喀。战争之中,出现了许多有利于清军的异常现象,将士们以为是关羽显灵,“自进师凯旋,凡三越月,固由圣主庙谟广远,批示机先;大将军运筹帷幄,靡坚不破;然究属君威灵呵护之所至也”。为此,专门重修了札什城关帝庙、日喀则关帝庙和江孜关帝庙。清驻藏大臣和琳在《关帝庙碑文》中颂扬道:“举凡王师所向,靡不诚服,关帝君实默佑焉。”

再如1826年(道光六年),维族张格尔在英国侵略军支持下,发动武装叛乱。很快,叛军占领了天山南路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阿克苏、和阗等城。清政府派杨遇春、长龄等率领大军前去平叛。在各族人民,特别是维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清军屡败叛军,先后收复了各地。1827年(道光七年)冬,清军俘获了张格尔,叛乱被镇压下去。这次平叛,是广大爱国军民浴血奋战的结果。但经过军队将领奏报,清廷又把这份功劳算在关帝头上,再次追加封号。1828年(道光八年)正月十三El,清宣宗颁布诰谕说:“此皆仰赖关帝威灵显赫,默褫贼魂;用克生擒巨憝,永靖边圉,必应加展诚敬,以期亿万年护国安民。”(《清文宗实录·卷五十一》)

、清军镇压国内农民起义的战争中,也往往依赖关公的“神灵护佑”来提高士气。反映这方面情况的战例,如1813年(嘉庆十八年),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爆发天理教农民起义。李文成、林清等人是当时天理教的著名领袖。李文成在河南滑县一带、林清在河北大县传教。他们相约在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同时起义,不料河南滑县教众在准备起义时泄密,李文成被捕。滑县教徒为营救李文成,提前于九月七日起义,一举攻占滑县城。清统治者急派陕甘总督那彦成为直隶总督,纠集河南、山东、河北、山西等省“满汉劲旅”,向起义军疯狂反扑。由于力量悬殊,李文成牺牲,起义失败。但统治者却极力标榜说得到了关公的显灵助佑,《清文宗实录·卷五十一》载清文宗奕诗语云:“上年逆匪突人禁门时,恍惚之中,望见关帝神像,畏慑奔窜,立就歼擒。本日又据那彦成奏,当滑县城光复之时,贼匪于黑夜中拼命突围,官兵施放枪箭,未能真切,忽城旁庙宇自行起火,照如白昼,官兵两路夹击,始将贼匪截回,悉数殄除。定后,乃知城旁庙宇供有关帝神像,庙虽焚毁,神像岿然独存,毫无损动等语。此次逆匪滋事,屡荷关帝灵爽翊卫,实深寅感。”嘉庆帝还御书“佑民助顺”匾,赐给河南滑县重修的关帝庙。

再如1853年(咸丰三年),太平军将领林风祥、李开芳率两万余人进行北伐,五月进至河南,包围省城。六月,北伐军从河南省城撤围,渡过黄河,转进山西,后曾进入直隶,逼近京城。最后,因孤军深入,缺乏后援,被清军剿灭。清政府把“河南省城解围”归结于关帝“神灵助顺”,又加关帝封号“保民”。还有1862年(同治元年)三月,太平军攻人四川綦江县,据当时县令杨铭《关庙碑记》载:“贼至无兵,兵素不救。四月十一日,城陷,合城士女魂散魄飞,仰荷神庥,登时击退贼去。”

与封建统治对立的农民起义军也崇奉关公,如北宋时期梁山泊农民起义军,为了壮大声威,鼓舞士气,极力争取关公后裔“大刀关胜”上山入伙,首领宋江甚至以梁山第一把交椅相许。明末,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也十分推崇关公,山西省盂县土塔乡盂北村有“大顺国”时期修建关帝庙的碑文《新建敕封关圣帝君庙宇序》。清末,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军编印的《天情道理书》中有10多首诗以关公等三国勇将比拟自己的将领。其中一首诗云“古称关赵最英雄,天国英雄志亦同”,又云:“扫清世间妖百万,英雄胜比汉关张。”

另外,许多古今名将也留下不少崇拜或敬重关公的轶事。如明末名将左良玉曾在许昌灞陵桥亲题“汉关帝挑袍处”6个大字,表达对关公的崇敬;民国著名将领冯玉祥在灞陵桥关庙留下了“曹公待己厚矣,上书辞去岂是绝情此际心中存汉;金虏无可弃也,班师归来原非素志当下敢违君命”的联语,借关公和岳飞忠心报国的英雄事迹,抒发自己的爱国壮志。著名抗日英雄杨靖宇生长于河南古城,关公斩蔡阳等英雄故事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许世友、杨得志因仰慕关公英名,曾登临徐州土山关帝庙造访。